欧美国家的媒体都已经注意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普通公众(内地媒体习惯称之为“老百姓”)中普遍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虽然这其中不妨有某些过度渲染的因素，但沪深两地股市的活跃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
中国公众的乐观情绪从何而 来
我们从这种乐观的情绪里，大体上可以看出：多数中国人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改革思路是抱有基本认同的态度的。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执政党致力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这五个方面的改革确实与城乡居民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目前在这五个方面呈现出的愈来愈多的矛盾与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强烈的质疑与批评。
因此，以改革之利刃从这五个方面“切入”自然颇得人心。更何况，这次会议还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角度，明确地把反对权力部门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置于了与五大改革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中国改革独特的6+1的格局。这就更容易引起公众与社会舆论的好感和好评了。
不过，让笔者对中共这一高层会议之后的社会反应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并非都是由于普通公众的这种乐观情绪，而是出于一种意外。那就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中，特别是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经济学人以及不少白领中产阶层中，也都对这次会议的成果表现出了近年来少有的乐观情绪。对于这个敏感、有独立思维、长于挑毛病甚至有些刻薄的群体来说，这种乐观情绪实在是太少见了。尽管这种乐观表现得较为含蓄较为审慎，但毕竟是一种难得的乐观吧。那么，这又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中国普通公众对中共“新”三中全会抱有的乐观，归结于他们看到了未来改革与自身利益的相关与联系，那么，笔者以为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到高兴的则是因为不少与中国改革有关的是非与争论，正在得到执政党高层的重视，并且已经初步有了较为正确的判定和结论。要知道，这些看似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争论，是真正关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持之以恒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争论的存在恰恰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自启动至今，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临界点。是要打造一个社会发展的新的“升级版”，还是知难而退、裹足不前，最终把35年来取得成就消耗殆尽?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必须对这些认识上与实践中的分歧做出明确的回答。笔者以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强烈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人们，之所以会对这个“新三中全会”抱有审慎的乐观态度，就是因为他们从会后发表的《公报》和习近平对《决议》的说明中看到了这种回答。这让他们感到欣慰也看到了希望。那么——
三中全会回应了哪些激辩论题
具体说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是对以下这些存在着议论，甚至是激烈争论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答复”。首先，是确认了中国今后的改革不再是多年以来形成的“单兵突进”式的、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要采取整体推进的大动作大战略。中共中央十分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诸方面改革的系统性，而决定建立中央一级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机构，更突显了这一战略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毫无疑问，这一思路与习近平本人在军队的经历中熟知军事上的战术配合和多兵种联演不无关系。
第二个“答复”就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与以往只是空泛地谈几句建设民主法治的政治口号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也是给坊间存在的“政(改)冷经(改)热”疑虑的鲜明回答。当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仍存在着多重含义，也还需要权威人士做出进一步的诠释。但即便是这样，也要比以往的提法要具体得多也准确得多。今天这样的表述，也是对中国政府目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尚未达到现代化水平这一事实坦率地的承认。同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也大大超越了以往那种把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仅局限于简政放权这类行政改革的狭小圈子。要治理今天中国的经济乱象和社会乱象，首先要提高国家层面上的治理能力并且用国家治理体系来加以保证，这种战略性的符合世界潮流的政治改革思维，理所当然会得到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的拥赞。
尽管以上两大内容都是引发社会好评，特别是中产阶层和知识界人士乐观情绪的重要因素，但依笔者观察，这些都还不是最核心的原因。这个最核心也是最令人鼓舞与振奋的就是《公报》中所披露的一句话，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大概就还记得，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始终定位为“基础性”作用。现在，则将“基础性”这个使用了多年的词汇改为了“决定性”!熟悉中国政治和政治词汇的人都明白，这种一字一词之差，往往会有天壤之别。所谓“一言兴邦”在现代中国绝不是一种虚幻的故事，而是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真实。
对市场作用的判定与争论一直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如影相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来简单，却真实而准确反映出中国执政党对当前迫切需要实现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政府重新定位的基本思路，也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得失成败的高度概括，更为未来10年中国一切经济改革夯实了基准坐标。这个有定性意义词汇的变化，深刻地说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最高决策层不仅认识到经济上单纯地依赖进出口贸易之路已经走不通，即便是仅仅依赖国家巨额投资的刺激也已是收效甚微，甚至会铸成大错。那么——
中国如何走出饮鸩止渴的误区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世界金融危机开始后，进出口贸易这架马车不再靠得住。这种情况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可以促使中国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向依靠内需即消费的拉动上。然而，当时恐怕谁都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破除了对进出口贸易的“迷信”，却又陷入了一种新的“迷信”即对投资拉动经济的绝对的信任。而此时最可靠的资金来源当然是国家资金。于是便有了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巨大投入。
表面上看是把当时的GDP增长率一下子拉到8%以上。但是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即便是这样，还是没有清醒，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中国的投资率也没有超过40%;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最高投资率也只是34%。目前中国接近50%的投资率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还试图继续依靠强势政府动员海量资源支持短期增长率，只能是饮鸩止渴。相反，对投资拉动的严重的依赖，已经造成多方面难以化解的问题：从微观上说，经济增长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现在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水和空气)都出了大问题;从宏观上说，货币超发，国家资产负债表加速恶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短期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因为投资在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分配上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大，劳动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低，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在社会方面，这种投资依赖当然就是对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命令的依赖，腐败蔓延，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也就成为了权力寻租的必然。
而令人感到十分可笑的是，就是这样一种饮鸩止渴式的、不断消耗国家和公众宝贵财富的维持型的经济方式，竟会被一些人荒谬地总结为一种以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海量投资支持GDP增长为基本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甚至自我陶醉自我麻痹完全不顾事实地认为这种模式已经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可以充当世界的楷模!
恰恰相反，这种发展方式正在把中国经济拖向急剧下行的临界点，而要遏阻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解决之道只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海量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靠什么发力?靠什么发威?只有靠市场，靠市场的无情竞争与决绝淘汰，物竞天择，亘古之理。今天，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克服妨碍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性障碍”，必须再次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点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
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市场作用在认知上的新转变和新提法，虽然只是一个词的变化，却是中国执政党对市场规律认识上的伟大的新自觉。笔者相信，这种自觉将引出全民族改革意识的新觉醒，也将让中国经济摆脱下行临界点，走向升级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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