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发生，计生政策也开始呈现出松动迹象。
根据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将对多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决定》中的政策出台之后，不少地方表示将出台相关的计划生育调整措施。尽管卫计委相关人士紧急出面澄清，“单独两孩”不等同于“单独二胎”。如果“单独家庭”的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话，那该家庭就不再适用此次新政了。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国家计生委选取了甘肃酒泉等四地区的农村进行“二胎”试点——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生育二胎。出人意料的是，试点结果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酒泉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一直低于甘肃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毫无疑问，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的，启动“单独两孩”措施已是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
“单独两孩”政策出台的必然性
“单独两孩”政策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认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而“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李斌表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正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因素，计生政策已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
具体说来，此种人口调整的必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超低生育率开始持续出现。对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出具的一组数据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这一数据下降到1.18，按照穆教授的说法，“一些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属于不可忍受的极端低生育率。已婚年轻人口的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都在下降，甚至低于政策生育率。”很显然，倘若不对此种极端低生育率进行政策性纠偏，那么已经在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失独”问题、年轻劳动力日益短缺等人口风险事件，只会日益严重。
二是老龄人口的日益逼近。今年首个法定“老年节”时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年内将达2.02亿——两亿多且只会递增的银发人，不仅是宏观养老政策上的标尺，是巨大的社会压力，更应兑现为真实的应对自觉。如何来应对，适当放开生育政策的缺口，从长期而言将会增加社会年轻人口，并延缓社会老龄化水平。同样调查数据也显示，倘若全面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三是人们生育观的悄然变化。从“拼命生”到“不愿生”再到“不敢生”，人们的生育观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上海人口部门2012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事实上并不多，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这些家庭中约有80%是“双独”家庭。在职场竞争、日常生活成本等生育压力的考量下，许多年轻夫妻即便有着“单独两孩”的政策便利，他们也会自觉选择只生一个。
开始出现的超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的日益逼近，“不愿多生”生育观的现实存在，足以让“单独两孩”成为必然出台的计生政策，而且，它不显得突兀。
将被“单独两孩”改变的社会
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总会激起涟漪，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总会产生出或长期或眼下的系列影响。事实上，即便“单独两孩”仍然只是宏观式的顶层设计，许多地方暂时还不打算“落地”，其可能的社会影响也被观察者开始讨论。厘清种种论者的说辞，“单独两孩”政策或将这样改变社会——换而言之，它带来的将有系列机遇，也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种种挑战。
关于“单独两孩”政策带来的系列机遇，其中的延缓老龄化进程在上文中有所论述，但事实上机遇远不止如此。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完善家庭功能，也是观察者在此次讨论中所着重提到的。
说到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譬如有观察者就指出，一组数据是，1994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于115，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多生出2200万至3400万男孩。这样造成的结果，将是许多男孩长大之后将找不到另一半。显然的是，当“单独两孩”政策大面积推广开来，它带来的就是出生人口的相对大量增加，这虽然就未必会带来对男女比例失衡现状的彻底纠偏，但对其有着一定的改变作用当无可质疑。
同样是这位观察者，它还重点论述了“单独两孩”政策对完善家庭功能的作用，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打破传统的“1+1=4”家庭构成模式。曾经的一对独生子女要承担着两对父母的赡养工作，这带来的不仅有巨大的养老压力，空巢化的生活现状，以及整个小家庭对社会风险的抵御能力都会下降。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意味着“1+1=4”家庭构成模式将被打破。不仅会有更多的人来养老，单个家庭也会更具活力与生机。
至于“单独两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系列挑战，则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体系将要面临的巨大压力上。大量增加的人口，必将带来对优质医疗与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那就应当在当今已显得紧张的局面下努力进行公共资源建设，最终让想生孩子者都有地方生，想受教育者都有学可上，等等。与此同时，还应该进行公民生育权益的升级，必须以刚性制度来保证生育假等权益的切实兑现，让公民有时间去生“二孩”。更重要的是，相关职能部门要努力去探索对生育者的帮助与补偿政策，尽量减轻他们的生育物质压力。让他们敢生，最终去创造一个更显年轻的社会。
“单独两孩”政策通向怎样的“人口中国”
“单独两孩”政策的出现，无疑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次进步性调整，它释放出的是积极的信号，然而，它又将带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怎样的后续变化?
对于这一点，围观者的争议主要在于：“单独两孩”会否带来“普遍两孩”政策紧跟着出现呢?它是否也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就此将放松?对此，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必须长期坚持。二胎政策也不是“普遍”放开。
从“单独两孩”到“普遍二胎”政策，它不会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相反更会是谨慎的制度安排。对此卫计委曾经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普遍二胎”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动，出现较严重的出生堆积。这一点其实从各地地方的相应表达中也可以看到，尽管《决定》中的“单独两孩”政策已经提出，但仍有一些地方并未同步跟进，这反映的是从上至下管理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审慎态度。由此自然可以看到，即便“单独两孩”在各地得到大范围内实行，“普遍二胎”政策也不会就迅速到来。
以此再来观察国家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单独两孩”也绝不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就此将放松。相反，它再次表明，计划生育依旧是顶层设计意义上的“国策”。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每一次关于人口政策的微调都是着眼全局考虑的。在中国生育政策动态发展进程中，虽然暂时会出现小小变动的“章节”，但还远未到正式放松、并足以轻松应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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