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出访，从世界地图上看，走的差不多就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在这一周的上半周，李克强出访罗马尼亚，并在布加勒斯特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与罗马尼亚等16个中东欧国家总理一同参加了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根据11月26日发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今后每年将举行常态化的领导人会晤，梳理合作成果，规划合作方向。
结束了他出任中国总理之后的首次东欧之行以后，李克强往东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
作为中国经济的掌舵人，李克强此行很好地呼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呼吁——今年9月上旬，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途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如果再从时间上看，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李克强出访中东欧的前一周，今年的“中欧峰会”刚刚在北京举行，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舆论认为，这意味着中欧(欧盟，以西欧发达国家为主)全方位合作即将踏上新征程。
而在11月30日回到北京之后，仅仅过一个周末，到12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又将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这次为期3天的访华之旅中，卡梅伦首相带来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英国贸易代表团。现在，他急于把自己标榜成中国在欧洲最大的商业盟友和中国在西方的最强支持者。
如果说中国西部和欧洲东部分别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的话，那么北京和伦敦则大概称得上是欧亚大陆桥的东西两端。这半月多来，这条横跨大半个地球的“旧世界”的交通主干道上发生的纵横捭阖，展示了正在迅速崛起中的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最新突破。
“中国装备”推介之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贯重视与欧盟的经贸与政治交往。虽说中间有起起伏伏，但中国与英、法、德等西欧核心大国的关系也一向密切而稳定。多年来，拥有5亿世界上最富裕人口的欧盟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维系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中国与德国在经济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双方的政治经济合作尤为密切。在11月中下旬于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上，中国方面刚刚呼吁签订一项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目标是到2020年将中欧双边贸易扩大至1万亿美元。
相对于这些“老欧洲”国家，中国与中东欧这个“新欧洲”板块的合作则是近年来的一种崭新探索和尝试。
这里的所谓“中东欧”，系位于欧洲中东部但不包括独联体(前苏联)主要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等)的16个国家。它们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
此次李克强的中东欧之行，被称为是一次高铁、电信等“中国装备”和“中国实力”的推介之行。李克强在布加勒斯特期间，无论是议会演讲还是参观华为罗马尼亚公司及中国铁路等基础设施及装备制造展，都离不开向中东欧领导人介绍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实力。
的确，相对于高度发达、各项基础设施已臻成熟的西欧，正在高速发展和建设中的中东欧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机械设备等制造业产品有巨大需求，李克强一路上表示要加强双方在高铁、核电、公路、港口、电信等领域的合作。在中东欧，无论是较为富裕的捷克、波兰等国，还是较为贫穷的巴尔干国家，都有和中国展开互利合作的潜力。而中国的优势装备企业也有“走出去”的需要，这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了强大双向动力。
在罗马尼亚议会发表题的演讲中，李克强说，大型合作项目在两国务实合作中往往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罗马尼亚有许多基础设施需要改造和建设，中国基建企业实力雄厚、经验丰富，技术装备先进、性价比高。而在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李克强再次指出，要合作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大项目，将中方比较成熟、完备的装备制造业与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改造建设需求相结合。同时发挥专项贷款助推作用，用好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nextpage$
“中东欧”其实并不陌生
当然，中国与中东欧的经济、乃至政治合作潜力远不止于基础设施建设。
中东欧16国总面积133.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3亿，2012年的GDP总额为1.4万亿美元，人均GDP为1.14万美元。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进出口贸易总额521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388亿美元，中方进口133亿美元。截至2013年3月底，中国企业在中东欧16国投资额6.29亿美元, 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近24.9亿美元，中东欧16国在华实际投资11.8亿美元。
看得出来，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合作规模至今仍极为有限，也很不平衡，这意味着今后的潜力非常可观。
首先，在苏东剧变后的最初十多年里，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全都一边倒地采取“向西看”的政策，它们国内的外来投资也大多来自德法等西欧富国。在政治上，它们也都急切地试图加入欧盟和欧元区，其中经济状况较好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捷克、匈牙利等已捷足先登。
但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特别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开来以后，除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外，多数欧盟内部的发达国家经济仍在欧债危机之中拖泥带水，增长乏力，资金匮乏，自身难保，使之难以“东顾”盟内“穷国”。此外，国内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也必然导致这些国家内部出现越来越强烈的经济保护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近年来，欧盟发达国家内部的裂痕日益扩大，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出现明显的逆转势头，近来，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还相继出台了限制和太高东欧移民门槛的右倾政策。
这使得中东欧国家目光很自然地转向经济上蒸蒸日上的东亚，希望借助中国雄厚的制造业和资金实力以及“高性价比”，以求走出危机;而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其资金优势，也在找新的着力点;其商品、技术、项目承包优势，也须寻找新的市场。而此次1+16的聚首，正是双方这一发展战略的契合。
除了基础设施大项目合作，李克强在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提出的目标还包括：推动5年内双方贸易规模再翻一番，同时积极扩大企业双向投资。正是积极回应了双方的内在合作需求。
从更深层来看，在“冷战”时代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有历史悠久的友好合作的基础。虽说这种历史渊源上的优势，因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停滞，乃至削弱，但只要双方放下意识形态成见，这仍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况且，经贸关系的多样化本身也符合双方的各自利益。
而且，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合作还可以让双方更好了解对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分享知识与应对方法。
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
成立至今已有12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最初并未将解决合作列入主要议事日程，它是各国为了共同应对对本地区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所谓“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应运而生的。
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打击“三股势力”以及维护新疆地区的稳定始终是上合组织的头号使命。尤其是10月天安门金水桥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恐怖主义新动向，更加深和提高了中国反恐和反分裂的压力和要求。
因此，李克强在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六点倡议”中的第一条依然依然是：深化安全合作。打击恐怖活动是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共同责任。要把打击恐怖活动和禁毒作为当前合作重点，尽快赋予上合组织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提高综合安全能力。
不过，随着安全合作的深入，近年来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加强彼此之间的经贸合作。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坐拥自然资源方面巨大优势的中亚诸国想要搭上中国经济这条顺风船。上合成员国中，如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都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畜牧业资源，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则是这些资源和能源的全球头号需求国。反观这些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它们急需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工业品;在政治上，它们也希望依托实力冉冉上升的中国，摆脱内陆国家对俄罗斯的单方面依赖。
事实上，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
因此，李克强总理在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上还提议，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各成员国加快道路互联互通，希望各方尽快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积极参与新亚欧大陆桥和“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通道建设，进一步畅通从东到西的大通道，中方愿为此提供技术、装备、融资等支持。同时，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强金融合作，其中包括：发挥好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作用，推进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加快实现成员国间本币结算。中方愿设立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欧亚国家的“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欢迎各方积极参加……
上合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国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上，它实际上也是欧亚大陆桥的心脏地带。在“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中世纪，一旦这些地方因为战争和民族迁徙等因素限于阻塞或动荡，则整个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就会随之停滞。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的21世纪，这一“世界心脏”地带的地位虽有明显下降，但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它的潜力必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焕发。
两张密切关联的经济和外交牌
当然，要想打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大陆桥经贸合作”这两张相互密切关联的经济牌和外交牌，对中国来说，仍有两点必须要高度重视。
在国家层面，必须尽快走出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央企的对外投资策略。因为垄断央企蕴含了太多政治和政府因素在其中，它们在各国的对外并购中遭遇了显而易见的警觉，国内的所谓政治优势到了国外全都转化为政治上的劣势。近年来这种对外投资模式的弊端和失败例子比比皆是，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今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必须是以民间为主，分散的、完全遵循市场原则的。国家只在宏观上为民间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并起到服务作用。
在企业层面，不管是中东欧还中亚，都是民族、宗教和政治构成极为复杂的地区，而且这些国家要么是直接从前苏联国界中分离出来，要么是从前苏联铁幕之下挣脱出来，除了少数几个转型成功的国家，它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大多并不稳定，社会法治和市场秩序也远不必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这些既是限制了它们当下经济取得更大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能也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投资和贸易的最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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