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要管党，治党从严，这是中共基于历史教训而得出的基本结论。作为宪法规定的中国唯一执政党，在缺乏外界必要约束与监督的情况下，要想党保持“战斗力”，不腐化变质，就必须随时对党的肌体进行清理，清除那些已经或将要腐烂的部分，对此，中共从理论上是意识到了，也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过去每隔一段时间开展的整风，以及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都是为了保持党的活力。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差强人意，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共始终未能做到对领导干部，尤其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使党的腐败在过去几年空前加剧，干部作风严重官僚化，思想信仰丧失，官民矛盾急剧恶化，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党面临着“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出现了“两大危机”——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这就是习近平要面对的现实。
要么重生，要么毁灭，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只能选择前者。习近平上任伊始，即把改造党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总结其一年来的治党策略，从改作风入手，加强反腐和廉政教育，同时狠抓组织建设，最后落实到制度上来。换言之，作风建设、反腐廉政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习式治党的四大方面，其中，整风和反腐又是最重要的两翼，它们都服务于提高党的纯洁性要求。
颇为严厉的习式整风
习近平对“纯洁性”的偏好要超过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在曾庆红主管党务时期，中共的提法是加强先进性教育，认为先进性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特征。但习近平接手党务工作后，即在先进性后面加上纯洁性，把先进性教育改为纯洁性教育，习认为，先进性来自于纯洁性，没有纯洁性就没有先进性。中共要成为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前提是党自身要纯洁，党不纯洁，就无先进可言。所以，习在几年前就发出，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一个关乎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
当习成为总书记，能够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去年12月5日，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集中解决所谓“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期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从八项规定一年来的落实情况看，成效还是很显著的。中纪委的统计显示，截至10月底，各地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17380起，处理1989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5人。实事求是地说，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所好转。
习式反“四风”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二是强化督察和检查，不搞一阵风;三是制度化。从后两者来看，从中央到部门和地方，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加强了监督检查的力度。这些规定涵盖会员卡专项清退、不得新建楼堂馆所、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狠刹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和会议费支出，不得在办证中故意刁难群众等各方面。11月，中央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条例的形式固定化这一系列规定，将反“四风”制度化、长效化。
在干部作风建设方面，更重要的是整风。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名义的整风，是从今年6月开始的，时限一年左右，整风虽然也着眼于“四风”问题，对“四风”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但其目的，更多是要重建中共的群众路线，用习近平的话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失去了群众，就有被倾覆的危险。
客观而言，习式整风比其前任要严厉得多。习为此重拾毛时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各级党委的常委层面，要求开展民主生活会，进行毛氏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亲自监督，人人都要过关。习这样做有两个意图，一是提醒领导干部，尤其是掌握各级政权的中共执政集团，务必牢记中共的权力基础来源于群众，心理要有群众;二是执政集团内部要做到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蔽的，目的是要威慑那些对自己怀有二心的各级党政大员。
到目前为止，整风也达到了一定效果。各级党委面向社会作出的各种承诺对领导干部有一定约束作用，届时如果改正不力，兑现不了承诺，就有可能被“问罪”。
“老虎”、“苍蝇”一起打
相对改正作风，民众更为关注的是习近平的反腐。迄今为止，习的反腐取得了相当大成效，超出了社会原先的期望值。习式反腐也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力度明显加大;二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腐败;三是在严惩腐败的同时，加强反腐的制度建设。
腐败是寄生在中共身上的一颗毒瘤，习能否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管住，不但关乎作风建设的成败，也是能否赢得群众信任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反腐是为党树“信”的过程。习必须加大对腐败的治理力度，来满足社会期待，以此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另一方面，反腐也是促使制度良行运转和改善党的治理的重要一环。腐败不仅表现为领导干部贪污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律法，使制度和法律瘫痪。人们看到，凡是腐败发生的领域，制度和法律总是失效。因此，中共要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改善党对改革的领导，使党能够驾驭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结构的现代化，就必须严厉反腐，让各级官员认识到，中央对腐败的打击不是权宜之计，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所以，除了从立威和改正干部作风的角度，还应从改善党的治理角度看待习发动的这轮反腐运动。
习近平治党的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组织建设。与大张旗鼓的整风和反腐相比，习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布局是静悄悄的，几乎不被人们所重视。但其实，习在这方面也着力甚深。中共向来强调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组织建设就关乎如何选干部。选择一个思想不纯，能力低下的干部，不但理解和执行不好党的路线方针，也会恶化干群关系，所以，组织建设在党的纯洁性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习对组织建设，要重用“四种人”，即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相反，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要受到警醒和惩戒。重用“四种人”的提法，反映了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需要指出的是，习的整风、反腐和组织建设是与制度相联的。习清楚，没有制度保证的整风和反腐，不能持久。这或许是习式治党中最该称道的一点。过去领导人不是没有整风和反腐，但成效之所以不大，根源在于未能真正从制度上探索如何约束权力，这使得整风和反腐容易成一股风，诱发短期行为。而习明确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调制度建设的重点是要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说明他充分意识到，党风不正和腐败的根源，不在别的，正是权力。不把权力治住，关进“笼子”，它终会出来祸害百姓的。
可见，习对治权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也反映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决定”有关党建的表述和政策不仅在“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这一节体现出来，也见诸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章节。
从“决定”来看，习未来几年的治党，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2)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的法律法规。(3)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4)加强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协商，拓宽协商渠道，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关于权力的制约，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完善派出和巡视制度，包括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巡视监督范围内;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降低主要领导干部对班子成员晋升时的权重，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等，表明习有意要防止中共再出现像薄熙来这样的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领导干部。
尽管习在过去一年中治党初见成效，但并不表示习和中共就可高枕无忧。与中共目前的百病缠身相比，这点治理成效不能夸大其意义。前述中纪委对落实八项规定的调查就说明了这点。调查显示，在几万名违纪官员中，乡科级干部违规最多，地厅级最少，省部级没有。这个结果让人们看到，作为“神经末梢”的中共基层政权的执政能力非常堪忧，但另一方面也并不表示，级别越高越廉洁，而只能说，一些高层干部的违规行为较为隐蔽，不易被发现。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靠执政党自己来“刮骨疗毒”，最高领导人必须非常有远见，还有权威。否则，就只能是问题倒逼式的被动应对性。比起党自身的监督来，历史还证明，赋权于民，向社会开放外部监督，以外部监督来代替党自身的内部监督，成为主要的监督形式，是提高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富有活力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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