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上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演《反对党八股》，就是在这个讲演中，他提出了一个传颂至今的论断：“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如果要寻找近现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汉语词汇，“实事求是”无疑会名列前茅。“实事求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词汇，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在湖南岳麓书院讲堂的正檐牌匾上，悬挂的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匾额是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毛泽东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与蔡和森等人曾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估计就是在这个阶段对“实事求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毛泽东的著作里，现在能看到的第一次公开使用这个概念，是他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里，是这样说的：“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而真正对这个概念进行系统阐发，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则是在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原话是这样说的：“‘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经过毛泽东的新的阐发，“实事求是”这个古老的中国词汇，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找不到“实事求是”这个词，但按照毛泽东的新的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这四个字;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同样是这四个字。
实事求是 重在践行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提倡者，也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践行者。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岁月里，依靠实事求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实例不胜枚举。人们盛赞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超人的异能，而是因为他总是能够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指导战争。
毛泽东读过兵书，中国的《孙子兵法》、外国的《战争论》，他都花精力研究过，他也很尊重前人的经验和书本的理论，但他却决不受这些经验和书本的束缚。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是红军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折性的战例。但四渡赤水并不是事先谋划好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最初是准备在泸州至宜宾间渡江北上。但是一渡赤水后，敌情发生了变化，川军云集川黔边境，沿江布防，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薛岳部又从湖南拍马赶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渡江，可能会陷入强敌的合围而覆灭。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才果断地放弃原定的北渡长江的方案，挥戈东下，二渡赤水，再下遵义，这一招出乎敌人的预料，取得了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的战果，也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而当敌人匆忙应付红军的这个新举动、调集各路人马杀向遵义时，毛泽东再次临机应变，指挥红军反向西进，三渡赤水，既把敌人甩在身后，又让敌人难以摸清红军真实意图。当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在云、贵、川边境构筑封锁线阻止红军渡江之时，毛泽东抓住敌人部署尚未就绪、贵阳兵力空虚的时机，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大军直逼贵阳、昆明，黔军、滇军在红军飘忽不定的战术面前失去了章法，在敌人的惊疑与摇摆中，红军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写下了长征史上最惊险神奇的篇章。
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反攻也同样是不拘理论束缚、从战争实际出发的典型战例。传统的军事理论告诉人们，防御的一方要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已经遏止了敌人的进攻行动，其次是力量对比上与敌人旗鼓相当甚或略有超出，第三是有比较充分的后勤保障。但在1947年的6月，这些条件解放军都不具备。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两地岌岌可危，压力巨大，解放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远逊于国民党军，由于没有大城市和工业基础，后勤保障更是谈不上。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却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统帅的第二野战军放弃后方，长驱直入敌人的战略后方大别山，发起了战略反攻。
毛泽东是在蛮干吗?当然不是，他是从总体上、发展上判断了当时的敌我对比作出决断的。他看到了敌人尽管表明占优势、但因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导致的局部地区兵力严重不足的特征，看到了敌人在民心士气方面已经日薄西山的讯号，看到了敌人内部的重重矛盾造成的上下不通、首尾不顾、左右摇摆的可乘之机。同时他也看到了尽管在装备和数量上不如敌人，但在民心、士气、勇敢、灵活等各个方面已经远超敌军的解放军的战斗潜力。正是有了这些清醒的认识，他才敢于作出超乎常人见识的战略决断，而这一决断让敌人无所适从，即刻陷入一片惊惶失措，原有战略部署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走上了按照毛泽东指挥的步调跳舞的不归路。曾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败后无奈地感慨：“这样攻心、攻谋，玩敌于掌上，为古今中外所未曾有。”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精辟的结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回顾90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共产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离开了实事求是，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
坚持实事求是难点在“实事”，也就是要听真话、讲真话。英国有个哲学家培根曾讲过：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实际上，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是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根本前提，也是通向实事求是的必由之路。“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到济南视察。一次是1959年4月13日，他到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产队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当他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 计划指标亩产 1000斤”时，很严肃地问陪同的省委领导：“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当地领导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能到 1000 斤。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连500斤都收不到。一定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白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当年秋天，毛泽东真的又来了。他找来了历城县东郊公社书记，直接问他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书记如实报告：平均亩产收了400斤。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对粮食生产是了如指掌的，但他在面对全国喧嚣一时的浮夸风时，却没有及时予以有力制止，也许他有更多的其他考虑，但这样明显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结果，是“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和后来人民生活连续几年的极度困难。这个教训也是值得永远铭记的。就如毛泽东自己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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