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训一再告诫执政者：得民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实讲的就是如何对待老百姓、对待群众的问题。
温故而知新
在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上，毛泽东讲过许多警言名句。古人言：温故而知新。重温这些警言名句，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来说，也许会有许多启迪。
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938年10月12日，在总结抗战15个月的情况时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941年春在为《农村调查》写的序言和跋里他写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2年3月31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他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45年10月17日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里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他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957年7月在青岛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章里他提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这些论述十分精辟，给人振聋发聩之感，而比这些论述更让人心悦诚服的，是毛泽东终其一生对待群众的态度和作风。有一支歌从陕北传唱到全国、从20世纪40年代传唱到今天，就是《东方红》，其中有两句歌词，说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须知这首歌是陕北的老百姓自己编词谱曲产生的，表达的是老百姓自己的心声。这个评价对毛泽东来说，可以说当之无愧。
群众的分量是最重的
在毛泽东的心里，群众的分量是最重的。1960年5月，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分别会见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一些国家的客人。会见后，有关部门照例要起草一个新闻稿，稿子写出来后，送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原稿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中的“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和“伟大”，改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负责起草的人表达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反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起草者不服，辩解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毛泽东回答道，你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
群众的分量体现在对群众利益的态度上。任何时代的执政者都需要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都会在口头上表示“爱民亲民”的意向，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统治者讲“爱民”，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一个是让牛耕田劳役，一个是从牛身上挤奶自肥。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提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自己的出发点，一切言论行动要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群众利益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就是群众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曾经很生动地解释怎样维护群众利益，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在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一桩桩小事的相加、一件件具体利益的积累，构成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关心群众利益，就要从这些小事做起，小事之中有民心，小事之中有大局。一块红薯、一面门板，有时却能发现通向胜利的真谛。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后，带领工农革命军转赴井冈山，行军路上，有些饥渴难耐的官兵随手扒开路边老百姓种的红薯吃，这对旧时代的军队来说，是一件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毛泽东看到了这种情形，却感到了一种危机。他语重心长地对官兵们说：我们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扳着指头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这就是“三大纪律”最早的版本。
随着工农革命军逐渐站稳脚跟，开始向周边发展，又出现了部队在行动中将小商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借去睡觉的门板不归还、将老百姓的铺草弄得遍地都是等情况。群众的意见反映到毛泽东这里，他十分重视，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打烂东西要赔。这就是“八项注意”的最早版本。正是有了这些铁的纪律来保护群众的点滴利益，红军才能够在敌强我弱的井冈山、瑞金生存和壮大，才能成为群众拥护的军队，星星之火才可以成燎原之势。
对群众总怀着谦恭敬畏的态度
毛泽东对群众的意见和不满，总是怀着谦恭敬畏的态度。
1941年，因为国民党当局停发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阻挠外界对边区的援助，陕甘宁边区军民生活陷入困境，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度过极端严重的困难，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的9万担增加一倍还多，还要求边区群众运输公盐六万驮。这样一来，老百姓怨声载道。
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开会时，一个县长遭雷击身亡，有一位当地农妇就借题发挥说，哎呀，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个话很快传到了中央机关，也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保卫部门准备处理那个农妇，却被毛泽东制止了，他更想知道的是，那个农妇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诅咒?经过调查，了解了边区群众负担之重的真实情况，他痛下决心，制定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多管齐下的办法，减轻了边区群众的负担，巩固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这件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记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还提到这件事，赞誉毛泽东“善于从群众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现在，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共产党能不能继续赢得群众的支持，能不能继续动员全体人民一起奋斗。人民是中共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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