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改革必须走出理念陷阱
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差的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
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但不要以为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没有阻力。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改革前25年和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有没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大得多，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而现在，“中国模式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多人认为现行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强大等理念陷阱阻挠了中国改革。中国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走出这些观念陷阱。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含义。
联合早报：用改革覆盖左右之争
“习式改革大菜”在成为舆论焦点的同时，也暂时覆盖了喧嚷已久的左右之争。在左右势力的拉锯战中，中国历届领导人一般都是运用“政左经右”或“打左灯、向右转“的平衡之术，尽量安抚两派的基本面。
习近平等接掌大权之后，左右势力都试图对新一代领导人发挥影响，左右之争再掀波澜。面对右派的质疑和左派的欢呼，习近平全力打造自己的“三中全会蓝图”。习近平推出的改革方案不仅出乎舆论预料，也让左右两派一时哑火。当然，无论中共提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都不会以牺牲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代价。习近平以强势改革姿态赢得了舆论主动。今后几年，如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真能够在市场经济建设、遏制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缺乏实际内容和解决方案的左右之争将被继续边缘化。左右两派或许也需要创新思维，才能让自己的诉求更受关注。
京华时报：废除嫖宿幼女罪亟须立法回应
围绕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司法机关认为这是“立法问题”，立法机构认为这是“执法问题”。公权力之间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能公开，并不多见。在民主立法日益推进的今天，这种公开又属必须。在立法日益开放，公民参与立法谓为潮流的今天，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也需要公开博弈。建言废除“嫖宿幼女罪”，也不是要简单地一废了之，而是让“嫖宿幼女”(实为强奸)首先回归到侵害公民人身权的类罪中来。这点亦为最高法院的答复所强调，但全国人大法工委则对此未置可否。
不抛弃将受害幼女等同于卖淫女的歧视性思维，就不可能有科学立法。嫖宿幼女罪的存与废需要公开博弈，也亟待修法论辩的进一步深入。公权力之间的“掐架”有时并非坏事，充分、有效的辩论才是科学立法的必由之路。
大公网：干部政绩考核转型带来什么
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通知列出“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不能单纯依此衡量各省区市的发展成效”等八项关键内容，一连串的“不能”剑指目前弊病丛生的干部考核制度。
其实许多地方官员面对现在的考核指标也颇为无奈，因为无时无刻不夹在“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以做交代”与“全面协调发展以改善民生”的抉择之间。若《通知》的“八项规定”每一条能进一步落实，则不只是解放了经济与社会，也解放了目前被绑架在经济增长火车头上的官员。
人民日报海外网：“盲目举债”必须严厉追责
为了追求任期内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官员在盲目举债的同时，也陷入了权力寻租与权钱交易的“暧昧陷阱”之中。追责盲目举债既是为了重塑发展的秩序，也是对一些官员腐败的制度性预防。不过，一些地方的盲目举债行为并非无源之水。一方面，它往往是集体性的决策，在“法不责众”的理念下才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即便数额巨大，但不少地方的举债也往往有着“正当”的名义：或为加快城市建设，或为打造某些宏大工程。披着“项目”的外衣巧立名目，举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追责盲目举债的要求正当其时，但规定的出台只是好的开始，更重要的在于能否有韧性地切实执行。既然要对盲目举债追责，那么追责体系就当分外明晰。即便是集体决策，也应该明确地方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并加以终身追责，才能真正有所指向。
中国青年报：把国家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当代中国的治理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耳熟能详的“统治”、“管理”到“治理”，一字之改却折射出治国方略的总体思想变革。
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其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是法治轨道上的治理，是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治理。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在治理上具有其他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的法治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