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务院假日办就2014年如何安排假期，拿出三套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决策之前汲取民意是可取的，可惜三套方案区别不大，只是在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之间选择。如果能够在增加假期上打开思路，哪怕全年增加一、两天假日，必将更受公众欢迎。
劳动时间的缩短和休假时间的延长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依靠机械化、电子化、智能化，人类投入较少的劳动时间，也能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假期延长，有利于提升幸福感，也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市场。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世界前列。企业家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就在其汽车公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他认为，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就可以花费更多的钱，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一些企业仿效，使五天工作制迅速在美国传开。19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通过一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将五天工作制固定下来。1940年代，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将干部职工的工作时间限定在每天8小时至10小时，没涉及每周工作多少天，实际上每周只休息一天。在五、六十年代，加班加点是常事。
1979年，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胡平参加联合国组织的科技方面的国际会议，发现很多欧美国家，乃至一些并不发达的国家，每周工作五天，联合国仅工作四天半。据他统计，当时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带来了教育、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1982年，国家科委成立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胡平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他想，作为国家级的战略研究机构，一定要急国家之所急。研究政策的目的全在应用，不仅需要研究中央正在考虑的问题，而且需要超前思考一些中央尚未考虑，但迟早会考虑的问题。所以，他们解放思想，提出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国的对策;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建议。实行五天工作制，也是议题之一，于1986年5月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组长杨果，成员有吴志纯等。课题组先后对全国上千个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并对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还对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几个城市进行典型调查和案例分析，开展了社会意向调查。他们研究了发达国家短工时的效率、能效比，带来的冲击和已有的经验，中国工作时间的利用程度，人们对缩短工时的心理接受度，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该如何应对，各地的不同情况，第三产业市场承接力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属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工时较长的国家。美、英每人年平均工时1850小时，法国1650小时，等等。中国为2448小时，还是世界上没有带薪休假制的4个国家之一。即使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年带薪休假20天，中国年工时量仍超过发达国家一个半月以上。国外推行五天工作制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美国和苏联用了20多年。东欧各国用了十几年时间。中国立即着手缩短劳动工时，在2000年以前可在全国实现。
当时，在北京密云机床研究所、阿城继电器厂等实施五天工作制试点，这些企业在缩短工时之后，企业内部进行了调整，一、二、三线职工的比例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均有很大提高，产值、利税等经济指标也有很大提高。
他们在缩短劳动工时的社会意向调查中还发现，人们强烈希望实行五天工作制。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两者的选择中，80%以上的人选择后者。
国家科委1988年提出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国家科委只有建议权，具体主管劳动工时问题的是劳动部。90年代，国务院要求劳动部把研究缩短工时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1992年，劳动部也通过外交部收集到136个国家的工时情况，了解到世界主要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周40小时工时制。于是，他们提出了“缩减一天工时”和“缩减半天工时”两种方案。他们最初认为，从每周工作48小时减为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主张先减到44小时。对于一些特殊行业来说，半天的工时难以安排，于是向国务院报了一个变通方案。1994年2月3日，国务院发布第146号令，实施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自3月1日起，当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第二周星期日休息日，依次循环。当时，劳动部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得最好，最苦最累的一线生产岗位落实最差。
这时，国内出现了企业工人大批下岗的现象。为了增加就业岗位，缓解部分工人下岗问题，国务院领导提出继续改革，将每周工作44小时进一步缩短到40小时。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令再次宣布，自当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从此双休日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没有享受到这一权利。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最早提出五天工作制设想的，另有其人。陈伯达1981年获准保外就医后，给中央写过一些建议，如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有一项建议就是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当时，陈伯达写的文稿有渠道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至于这些建议是否对决策发生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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