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同意中国需要改革。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增长失速、环境恶化、腐败日益严重及社会日益缺乏稳定等诸多问题。低效率投资正不断困扰着中国日益高负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终于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应对这些巨大挑战的严肃态度。在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是一项宏大而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确保了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并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在经历了一年多不确定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政府准备推动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强调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否必须牺牲短期的增长?
我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而且也最好不要如此。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强劲的增长，中国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足够的财政与金融资源来实现其宏伟的改革计划，也无法继续像2002-2008年间那样通过成立多个资产管理公司来消除金融体系的巨大坏账。目前，对改革者来说，应该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十分简单：如果过去不可持续的依赖投资和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那么未来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应从何而来?
显然，中国已不需要、也无法继续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新城区建设。实际上，任何有正常判断力的人，只要到各个地方，尤其是内部省份的大部分市县走一走，看看目前各地大干快上进行的工业开发区与新城区建设，就不难判断中国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已严重过度，泡沫化的商品房建设也供给过度。如果中央政府还不采取坚决的改革措施来扭转这个局面，结果必然是未来几年内就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崩盘并产生连锁反应，最坏的结果，是政府、银行和很多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损害，引起整体性经济与金融危机。
总体来看，中国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未来中国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稳定经济增长、并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寻求新的改革突破口。而要想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想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率，所要实施的改革难度非常大，而改革空间却在日益缩小。
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因此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共识，但系统性改革并不应该是一个面面俱到、全面同步推进的改革。
改革特别要讲究次序，也就是需要通过找到好的改革突破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后面一系列改革的进行。如果改革的突破口选错，反而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类似的教训，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俯首皆是，在中国1980年底后期，政府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过快推动价格双轨制并轨的改革，直接带来了全面通货膨胀，并最终延缓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不应该无所作为，但仍需特别谨慎，防止采取过大动作，引发财政与金融困难，目前最应该果断推动的，恰恰应该是那些难度较大的实体部门改革，包括逐步解除对垄断性服务业和部分高端制造业的行业进入管制，逐步放松对城市郊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管制规定，在拉动增长的同时，甚至之后，逐步创造金融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条件，最后才能够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要实施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更需要确保选择正确的改革顺序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并非所有改革都可以同步推进。事实上，过早推行其中一些改革，存在着危及更广泛改革目标的风险。由此，我认为——
1.过快推动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风险。
2.重新大幅度调整税收制度仍为时过早。
3.中国当前应该从那些产能因国有垄断而仍然不足的行业开始，主要是产能仍然不足的少数高端服务业、制造业部门与土地改革。
4.在电信，交通(公路交通与航空)，石油石化、医疗保健和教育以及一些地方公用事业等部门，解除民营资本的进入管制。
5.要渐进推动土地——户籍改革。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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