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4年敲定的六项主要任务中，保证粮食安全被置于首要位置，并特别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硬性指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亿多吨，同比增长2.1%，这也是中国粮食第10年连续增长。
中国未来粮食进口风险逐步放大
但如此乐观的成绩却并没有改变中国“丰年缺粮”和进口比率不断提高的尴尬生态。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中，除2008年、2009年外，其余年份的粮食状况都是产不足需，且缺口日益增大。数据表明，截止2013年7月底，中国当年进口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主粮”达1143.9万吨，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而且被官方视为“口粮”的稻米和小麦进口量日渐放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表示，中国2013年有望于超越埃及，成为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进口量达650万吨;同期中国将超越尼日利亚，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进口量达300万吨。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三大主粮”净进口的局面在短期甚至长期内可能均会处于“不可逆”状态。
进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内粮食自给能力的下降，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粮食自给率不足86%，与官方95%的指标相距甚远。的确，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来平衡国内粮食供求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但将粮食安全系在别人腰带上的难度系数未来将越来越大。据FAO跟踪测算，自1990年以来，全球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而人口增长了10%，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粮食增产速度;而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相应地全球粮食产量必须提高50%以上才能满足因人口增长等因素而不断增加的需求，但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8亿吨到20亿吨。另外，据FAO观测，目前世界粮食库存已由10年前的30%下降到不足消费量的15%，且处于近30年的最低位置。不仅如此，FAO的研究报告称，未来20到50年间的农业生产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全球超长期粮食安全难免不受重大影响。如果再加上日益泛起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浪潮，中国未来粮食进口的风险会逐步放大。
粮食供求的长期紧平衡是徘徊于国内粮食市场上空的巨大阴影。据国务院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3亿，按人均消费409公斤-414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而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计算，届时国内粮食(不含大豆)的供给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问题的关键是，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粮食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2013年农民工年人均粮食需求比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分别高119.14和51.04公斤，人均日消费粮食增加20%;动态预测，到2030年，中国至少有2亿农民移入城镇，粮食供求矛盾未来将日益加剧。
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十分脆弱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条件还十分脆弱。目前中国耕地保有量为18.18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据联合国的耕地警戒线标准，当人均耕地少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而目前中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就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不仅如此，按照未来“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到2020年建设占用耕地用地3万平方公里(即4500万亩)，相应地减少粮食产量不低于2000万吨。如果耕地下降到18亿亩以下，加上土壤污染、自然灾害等因素，粮食总产很容易下降至50000万吨。这就意味着到时中国需要8000-10000万吨的粮食进口量，占到目前全球粮食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食以土为本”。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规划，到2030年，如果实现粮食95%的自给率，则2030年需要18.5亿亩的耕地。因此，在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提高粮食单产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按照过往10年的经验，中国粮食增产大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单产水平提高，而且未来还有一定提升空间。比较发现，中国水稻、小麦、玉米平均单产分别是单产排名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5%、70%、65%，单产水平分别排在世界第13位、第20位和第21位。提升粮食单产的同时，通过改造中低产田，使其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增效的高标准农田，更是一种增产的有效路径。资料显示，中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低产田占三分之二，按照国务院全国土地整治“十二五”规划，中国将新建4亿亩高基农田;与此同时，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亩左右的后备耕地，“十二五”期间从中改造出新增耕地2400万亩，以上两项举措可使粮食增产4059万吨。
在向土地寻找粮食增量的同时，粮食存量空间更值得深挖。目前中国每年因灾损失的粮食产量约1000亿斤，如果每年能够通过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防灾减灾和避灾等科学技术手段将灾害损失减少两成的话，那也相当于增产200亿斤。另外，全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约为8000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的15%，如果能够通过控制非食品工业用粮需求、发展节粮型养殖业、节约用种、加强粮食储存和保管等措施堵住产后损失漏洞，就相当于每年能新增约2亿人的粮食消费量。
除了开源节流的手段之外，通过制度性再造即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提升粮食安全系数的最核心环节。目前，小农经济的种植方式不仅抑制了粮食量产的空间，而且农业兼业化与农民老龄化的从业方式也压制了农业经营效率，因此，在一方面引导农民流向城市的同时，政策还应当全力引导和支持城市工商资本向农村尤其向粮食种植业领域逆向流动，以在置换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提高土地的规模化产出程度，更深层次上实现土地生产效率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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