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对外贸易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随着一系列世界经济出现的新变化以及未来将演变的新格局，逼迫中国必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步伐。
放宽负面清单中的特别管理措施
在这方面可以加快步伐的有三点：
一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但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里实施特别管理措施的89个大类中，就涉及到63个制造业的大类，约占特别管理措施的71%，显然比重过高。
二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尤其面对中国“未富先老”社会格局的出现，放开育幼养老领域外商准入限制更为迫切。但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里却规定，投资医疗机构的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期限不超过20年。表面看起来，卫生大类部门的开放度很高，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目前负面清单里只允许外商在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门诊部(所)这3个小类里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而在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和疗养院这些小类部门都不对外开放。
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出，对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投资规模最低限度的规定过于宽松，2000万元投资养老院能干什么?恐怕连买基本医疗设备的钱都不够;另一方面对外商限制又过于严格，例如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期限不超过20年等，这些限制的严格程度又有待于深入探讨。
三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但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众多领域却只对港、澳开放，例如在金融服务领域规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开放仅限港、澳证券公司，参股比例不超过49%;期货公司开放也只限于港、澳服务提供者，参股比例不超过49%。在文化服务领域对同一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图书、报纸、期刊连锁经营的只规定出资比例不得超过65%，但其他国家或地区投资图书、报纸、期刊连锁经营、连锁门店超过30家的，则不允许控股。在音像制品方面还规定：除港、澳服务提供者可以独资、合资、合作形式提供音像制品(含后电影产品)外，限制其他国家或地区投资者投资音像制品(除电影外)的分销(限于合作)。
对于上述规定，可以尽快放开的就是在对“港、澳”投资开放的后面加上对“台”也开放，这样才会加快构建中华经济圈的合作。
深化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功能认识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共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但是对于其功能的解读已经出现了一些偏颇，比较典型的是以下两种解读：一种解读的核心内容是说，根据中央决策者的判断，今后二三十年当中全球经济的重心肯定向亚太转移。转移什么?就是跨国公司的总部向亚太集聚。如果不能把这些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到中国来，中国在亚太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就没有主导权。为此，解读者还例举了一组数据说，目前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是400多家，香港是1500家，新加坡是4000家。
但我认为，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即使今天香港、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比上海多，他们在亚太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就有主导权吗?实际并没有这样的实证，例如2009年在东亚和太平洋的经济总量中，新加坡只占2.87%，香港也只占3.31%，但上海却占3.37%，浙江占5.30%，江苏占7.94%，从中大略可以看出，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多少与经济主导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另一种解读的核心内容是，对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功能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当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必然的趋势，但是通过数据分析，至今它在服务贸易中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突出。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分类，服务业的贸易结构主要分为四大类，即运输、旅游、保险和金融服务以及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在2009年东亚经济体服务业的出口结构中，对于新加坡来讲，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其出口的44%;其次，运输占34%，再次保险和金融服务占12%，最后旅游占10%。对于香港来讲，出口比重最大的也是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39%，其次运输占31%，再次旅游占17%，而保险和金融服务只占13%。对于日本来讲也是如此，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其出口的62%，其次运输占25%，再次旅游占8%，而保险和金融服务只占4%。在韩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占51%，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28%，旅游占16%，保险和金融服务只占5%。
而2009年东亚经济体服务业的进口结构又如何呢?在新加坡的服务业进口中，比重最大的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42%、其次运输占32%、再次旅游占19%，而保险和金融服务只占6%。在香港服务业进口结构中，比重最大的运输占34%，其次旅游占34%，再次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24%，而保险和金融服务只占8%。在日本服务业进口中，比重最大的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50%，其次运输占28%，再次旅游占17%，而保险和金融服务只占6%。在韩国服务业进口中，计算机、信息、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占49%，运输占31%，旅游占18%，保险和金融服务只占2%。
综上所述，在2009年服务业出口结构中，除新加坡的保险和金融业在其出口中排第三位外，日本、韩国、香港的保险和金融业在其出口中都排在第四位，即末位。而在服务业进口结构中，保险和金融业在新加坡、香港、日本、韩国的位置都是排在末位，最高的只占其进口的8%。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证这些数据，是为了清楚目前金融服务业在贸易领域中究竟处于何等地位，不要盲目拔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而目前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香港，为什么保险和金融服务业在整个贸易结构中都没有出现举足轻重的现象，这值得进行精细研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赖于人的能力发展
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举措有三个，即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这些具体措施都是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欲达此目的，不仅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而且要更加注重人的能力发展，只有这样，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才会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才会充分涌流，发展成果才会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的能力发展如此重要?正如2007年世界银行专家吉尔等人所指出的，东亚各国过去在全球一体化方面成效显著，在地区一体化方面同样出色，今后为确保增长和转型覆盖到所有国民，东亚各国应推动第三种一体化，即国内一体化，主要目标是保持社会凝聚力。
吉尔等人根据现代增长理论指出，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将经历三种转变:第一, 生产和就业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第二，增长从依赖投资转向创新;第三,从基础教育转向高等教育。仔细思考，这三种转变的重心就是人的能力发展。因为，生产和就业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需要发展人的能力;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创新，也需要发展人的能力;提升人力资源从基础教育转向高等教育，更需要发展人的能力。
可见，忽视或轻视对人的能力的发展，则无法成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例如，位居2013年第42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之首的天河二号是开放型经济的产物，它的计算阵列由国际商用CPU构建，服务阵列由中国自主研制的“飞腾1500”CPU构建。但问题在于国产CPU占全部CPU的1/8。如果离开国际商用CPU，中国的产品还具有同样的性能吗?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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