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系列新规的靴子纷纷落地。
12月初，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这是对中央关于科学评价干部思想的具体体现，可以想见，基于当前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方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政绩新规考核同时带来的还有地方具体发展举动的改变，由此将地方改革发展带入一个新的时期。
政绩考核新规“新”在何处
从中组部此次印发的通知来看，它主要强调的是八个方面：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实行责任追究;规范和简化各类工作考核。
按照《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的说法，政绩考核新规是在“以更科学的标准论英雄”。文章说，一些地方，GDP至今仍是一些官员引以为傲的政绩，一些干部身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发展观念仍属稀缺品质，这当中既有考核体系不健全的因素，也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政绩考核，不仅是一个“考什么”的问题，还必须特别重视“怎么考”、“如何用”。从“十二五”规划对GDP增速不再作硬性量化要求，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党政领导需要什么样的政绩观，中央态度越来越坚定，指向越来越清晰，要求越来越具体，而肩负政绩“指挥棒”的考核体系，也在不断探索、改进、完善。此次中组部公布的政绩考核新精神，就是进一步清晰传递中央信号。
当然，对于更多的其他评论者来说，他们更看到的是政绩考核新规对系列“要害”的有的放矢。譬如观察者邓聿文在看完中组部对此答记者问后，就表示， 此次政绩考核新规的核心就在于“要去GDP化”。包括五个要点：一是考核不能唯GDP，二是不能搞GDP排名，三是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四是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五是考核结果使用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这些要点，可谓抓住了要害。
按照邓聿文的说法，GDP不是不好，但任何东西强调到极致，就会走向反面。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早在GDP建立之初，经济学家就曾指出其内在缺陷，比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这使得GDP一直以来备受争议。而我们在具体的干部考核工作中，又过分依赖这个指标。当各级政府都以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衡量指标时，无疑会严重扭曲政府的职能和行政行为。GDP不是不要，而是要脱敏，回归其本来面目。中组部的通知，就是在“要去GDP化”，从制度层面切实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正因为如此，此次政绩考核新规的最主要“新”，其实在于它的“有破有立”。它是对既有考核制度的完善，又几乎直指以往政绩考核中的各种弊端，令人期待。
政绩考核新规的脱敏诉求
纵览此次中组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其中关于“盲目举债烂账离任也要追责”的规定，无疑是最能引发外界关注的一点。
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但制度设计的诉求与指向已不言自明：将曾被地方主政者长期视为“无过”与怯于谈起的盲目举债纳入追责体系，并将其固化为对地方政府有着直接威慑力的政绩考核指标。从无责到追责，从大而泛之的管理到精细的政绩考核，这是高层针对地方债务管理问题释放出的信号，也体现出了政绩考核新规的脱敏诉求。
不必否认，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情况远远超出公众的想象，这也直接导致了地方债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以武汉一城为例，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债务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警戒线的1.5倍。武汉市2013年需要还本付息310.59亿元，2014年则达到311.76亿元，相当于最近两年每天需偿债1亿元。将其换算成另一组数据，即2013年与2014年，武汉市差不多要拿出接近40%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用于偿还债务。
如此举债简直令人触目惊心。它带来的不仅是漫长的还债周期，还有附生腐败。为了追求任期内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官员在盲目举债的同时，也陷入了权力寻租与权钱交易的“暧昧陷阱”之中。由于地方债的管理漏洞，融资平台在有些地方异化为政府的小金库，与官员腐败密切相关。仿佛是一种佐证，在中组部下发该通知的同时，媒体也报道了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落马事件。其中有个细节：得知郭有明出事后，他的一位老领导在日记里写下“GDP害死人”的感言。其实并不是GDP害死人，而是为了GDP而过度举债害死人。
由是观之，追责盲目举债既是为了重塑发展的秩序，也是对一些官员腐败的制度性预防。而因为这两者的存在，它也让地方债这一话题实现了政策层面上的“脱敏”。
政绩考核新规效力仍在执行
一纸政绩考核新规定在催生美好的想象，但作为真切的现实，其效力依旧在于有力与到位的执行。
依旧以前文中追责盲目举债的规定为例。客观地说来，一些地方的盲目举债行为并非无源之水。一方面，它往往是集体性的决策，在“法不责众”的理念下才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即便数额巨大，但不少地方的举债也往往有着“正当”的名义：或为加快城市建设，或为打造某些宏大工程。披着“项目”的外衣巧立名目，举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正因为如此，追责盲目举债的要求正当其时，传递出不小的威慑力。但规定的出台只是好的开始，更重要的在于能否有韧性地切实执行。既然要对盲目举债追责，那么追责体系就当分外明晰。即便是集体决策，也应该明确地方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并加以终身追责，才能真正有所指向。此外，“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也应进一步细化。如此，才能切实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行甄别，让真正不良的举债行为被限定，进而得到有效约束。是时候让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回归法治的正常轨道了。中央关于追责盲目举债的规定已经出台，接下来，各地如何“处理旧账”的落地细则更值得期待。
同样的道理，无论是去GDP追求，还是实行离任责任追究，它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此类现象中不良行政行为的长期惯性，其次就是附加于其中的利益纠葛。而要真正祛除这两点，最重要的仍然在于刚性的执行。
如何来保持刚性的执行?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督促各地迅速出台政绩考核的具体办法。只有落地的细则，才能是“长出牙齿的老虎”。如人所知，各地发展重点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不能一刀切，所以中组部才出台全面绩效考核模式，将GDP、环境、地方债等多重因素纳入考核体系。而各地则需结合实际，在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发展思路改变的同时，出台具体的有威慑力的细则。如此，新政绩考核举措的落实才有可能。对此，中组部等相关部门有着具体督促执行之责。
当然，如同此前多次呼吁的，政绩考核也从来不是政府一家之事，引入群众评价则是当务之急。群众是对官员政绩的最有评议权者，也是与官员政绩息息相关者，缺少他们的政绩评价体系是不完整的。既然此次政绩考核新规在着力展现出“新”与深入考核的面貌，那么如何来引入公众评价就是一个必须被兑现的事情。这可以让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更客观，事实上也在悄然之间助推了由下而上考核方式的出现与进步。它值得期待，有理由出现在各地具体的政绩考核新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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