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此轮反腐风暴开始刮进政法系统，也标志着反腐进一步深入。2013年一年，有16名副省部级高官被查，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正职领导。而在12月，更是每日有一名厅局级官落马。
反腐本是中共的一项常规动作，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反腐明显加强，这并非因为目前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之故，而是习近平必须以反腐来兑现承诺，满足公众期待，同时，用反腐来立威。换言之，习近平在正面发动整风时，要辅之以严厉反腐来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目前的反腐是一种威权主义主导下的反腐，即反腐依赖最高领导的权威，同时反腐也是为了建立最高领导的权威。
2013年2月，在中纪委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发出了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承诺，并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腐败。中共过去的反腐，虽然曾有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党内大员被以腐败的名义拿下，但总的来说，打的基本是“苍蝇”，“老虎”不多。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也说明，“老虎”不敢打或打不掉，背后反映的最高领导的权威不足。
接受这种教训，习近平誓言要将“苍蝇”和“老虎”一起打，体现出了其反腐决心和重建最高领导权威的意志。腐败的危害，其实不在经济上贪污了多少钱，从经济的角度看，只要腐败的收入没有流出国外，最终会在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流向社会。腐败的危害在于使制度和法律失灵。也就是说，在腐败发生的领域，法律和制度基本不起作用。一旦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失去功效，那代替法律和制度的必然是官员个人的权力和各种潜规则。所以，腐败损害的是一个国家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权威。反腐，就是要重建这种权威性。
然而，在一个腐败成性的国家，依靠反腐重建制度权威，前提是最高领导和具体操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威权，否则，就难以压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那么，最高领导的权威来自何处?这显然是个悖论。打破这个悖论，最高领导需要一定的手腕，但首先他们自身及其家庭必须基本廉洁，而且无私。这里的“无私”不是指没有私心私欲，而是指为了政权的“千秋大业”必须敢得罪人，不讲情面。应该说，习近平的因缘际会和世家背景，再加上个人的性格特点，使他恰好具备这些条件，比其前任有更多权威。重要的还有，习近平选择了一个和他一样有使命感、并贯彻其意图的“铁腕”反腐主导者——王岐山。从目前来看，中共选择王岐山做纪委书记，是在人事配置上最正确的决策。
王岐山学历史出身，饱读史书，真正能够从历史中感知千古兴亡系于腐败，因此，对当前的腐败现状真正有危机感。而他在从政后，又多次表现出“救火队长”的能力和魄力。反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魄力，不为利益和威胁所动。王岐山在主管反腐败工作前，曾长期主管金融，是中共少数精通金融、有着丰富金融实践经验的要员。在十八大的人事分工中，社会曾普遍认为其可能会做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常务副总理，协助总理李克强，而对中共把这样一位人物放在纪委书记的职位感到不解，认为这会削弱金融体系的改革。
但现在看来，这个人事安排是对的。因为比起经济和金融的改革来，腐败的居高不下和愈演愈烈对中共是一个更致命的威胁，要扼制腐败的高发态势，就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不可。这由时势所决定。何况，当下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也非常严重;而且不管何种形式的腐败，只要涉及到金钱交易，在货币虚拟化的趋势下，总是更多地与金融有关，所以，选择一个懂经济和金融的官员主管反腐败，亦有利于反腐的推进。
总之，王岐山的果敢干脆、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思想、熟悉金融事务，使他能够突破目前的反腐瓶颈，开启制度反腐新局。事实证明，王岐山没辜负习近平的期望。习近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反腐，王岐山是最得力的助手和主导者。这是旨在重建权威在威权主义思路主导下的反腐。王岐山对腐败的看法是，先治标后治本，治标就须以铁腕手段，发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将腐败高发的势头遏制住。
腐败上的治标，指的是严格执法，严惩腐败，它主要是针对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纠正和治理，属于事后补救;治本则指的是通过强化制度机制建设，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它主要是针对易发生的腐败问题进行防范，属于事前预防。换言之，治标突出的是一个“惩”字，严惩腐败行为，为治本创造条件;治本突出的是一个“防”字，从源头治理，解决问题。
中国目前的腐败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一方面需要将各种治标手段都用上，另一方面，还要加大惩处力度，够上刑事处罚的，决不能党纪处理;够上监禁的，决不能监外处理;该杀头的，决不能不杀处理;该有罪的，决不能用功抵过。但是，这种依赖个人权威的威权式的治标反腐也有缺陷，一是最高领导的个人威权毕竟有限;二是树敌过多，容易招致腐败者和政敌的反击。最高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各种缺点，包括人性上的弱点、决策的失误等，这就很容易被反对者抓住把柄。另外，反对者也会使用各种手段和计谋让反腐者中招。一些腐败官员开始也很正直，但经不起行贿者花样繁多的手段，最后被套，不得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的个人权威若不是非常高，威权式反腐最后很难持续下去。
鉴此，在治标持续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开启对腐败的治本。事实上，好的反腐在治标的同时，亦要治本。因为作为两种反腐手段，治标和治本并不是彼此分开、泾渭分明，非得要把腐败分子抓光了，才推出治本的制度措施。它们虽然履行自己的功能，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治标并不是单纯办案，而是通过办案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和漏洞，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治本措施与对策。实际上，可以把治标看作是治本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要彻底治愈腐败，终究是要从治标转向治本。因此，如果想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不仅治标的力度要大，也要加强治本的准备速度。
那么，什么是反腐败的“本”?也就是习近平强调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是腐败之“源”，其他方面是“标”。因此，反腐败要治本，就需要在治权上做文章，出台一系列规范权力运作的措施和制度，这当然不是纪委一家能够办到的。因为在中共的权力体系里，纪委虽然权力很大，但它没有大到权力通天，它上面还有各级党委，还有政府一把手。纵使纪委的权力通天，还有一个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因为如果缺乏监督，纪委本身也会被权力腐蚀。所以，要治本，就必须减少各级政府官员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加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社会对权力的监督。
当前来说，必须加强法治建设，树立法治反腐的权威性。也就是真正做到使中共的各级政权、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活动，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有超越法律和宪法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遏制住权力之手。其次，尽快出台一些被许多国家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反腐制度，如官员财产公示制。中国目前的反腐风暴估计还须持续一段时间，大概两到三年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为好，等打到真正的大老虎再转入系统的治本阶段。届时，从依赖最高领导个人权威到依赖法治权威，中国反腐就将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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