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没有生产轿车的能力，只能从苏联等国进口轿车。当时，轿车的数量很少，品种主要是吉斯、吉姆、伏尔加、华沙几个档次。乘坐什么牌子的轿车，等于标志着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五十年代后期中国自己形成了轿车生产能力，产量不高，红旗和上海取代了苏联轿车，仍然是不同级别的标志。当时，省部级以上高官出行不乘轿车，反而成了例外。
任志强的父亲任泉生文革前任商业部副部长，文革初期遭到冲击，家里的电话被撤了。周恩来、李先念召集会议，通知他去国务院开会，只好把电话打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他，他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中南海门口，警卫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李先念问：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到?任泉生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会后家里又装上了电话。
售货员出身的劳动模范李素文，中共九大、十大当选中央委员，四届全国人大又当选了副委员长。她还想践行能官能民，每周卖一次菜，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给她安排的卖菜地点是西单菜市场。警卫员让她坐车去，她觉得不合适，于是骑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去。一路上全是绿灯，没碰上红灯。她很奇怪，一问，原来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让交通管理部门作了特殊安排。
林若是广东省委书记，1982年当选中央委员。当选后他骑自行车到光明日报社看望老同事、老朋友杜导正，报社传达室不让他进，把他当成了上访者。
胡耀邦也骑过自行车。我有一个同事告诉我，他的父亲王铭三早先认识胡耀邦，文革结束后到北京开会，和胡耀邦通了电话，胡耀邦来招待所看望他，就是骑的自行车来的。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长。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一方面从日本、欧美进口了不少轿车，同时采用合资方式，提升了国产轿车的数量和质量。上个世纪90年代打破轿车生产的垄断格局，国产轿车能力迅速升级，现在数量上已经跃居世界之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公民拥有私家轿车相当普遍。与此同时，公车随之迅速膨胀，享用专车的官员从省部级蔓延到地厅级、县处级乃至乡镇级。各级地方政府自定政策，给大大小小的党政机关配置大量公务用车和专职司机，造成了公车公用占1/3、公车官员私用占1/3、公车司机私用占1/3的局面。公车泛滥与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并称“三公消费”，吞噬着巨额的财政资源，公车支出超过了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十几年来，不论在人大、政协，还是在媒体舆论，要求公车改革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就是一位公车改革的倡导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多年前他就说，“如果哪天我做了官，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公车改革。”后来，作为民主党派参政的代表，他出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针对官员配备专车已成常态，他想倡导官员出行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自行车、10公里开车，并主动进行一个人的公车改革。他自购私车，自驾出行，上班开会，还开着自己的车带科长、处长下乡。起初，他只要求单位每月补助500元，后来因为油价上涨，提高到每月1000元，又提高到1200元。因为短途出行骑自行车，他已经被小偷过两辆自行车。为此，他又呼吁“地铁口设免费存车系统”。据他调查，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如果官员普遍自己购车，适当补贴汽油支出，全国财政可节约开支数千亿元。
他的尝试引起了电视台的关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他参与关于公车改革的辩论。他遇到三个方面的质疑，一是有观众当场表示不相信他的妻子、孩子没坐过一次公车的真实性;二是有官员身份的到场佳宾提出最重要的不是公车改革，而是怎么给政府公务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三是有官员说收入太低，买不起车。
其实，叶青的做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通例。世界多数国家，只有总统、总理、部长等少数高级官员可以配备专车和专职司机，其他公务员开私家车是常态。我到挪威旅游，参观王宫，正巧遇到国王自驾车出行。叶青担任的是省直机关的副局长，按照国家的规定，这一级别的官员本来就不应当配备专车。国家原来规定只有省部级正职官员以上可以配备专车。虽然中国省部级正职以上的官员与其他国家相比，人数还是比较多，但如果严格控制在这个范围，社会心理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过于迁就官员的特殊利益和特权思想，导致了官员大面积突破国家规定的乱象成为常态，叶青遵守国家规定，反而成为官场异类。
最近，国家终于把公车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总的精神是专车限制在省部级官员，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只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我认为，改革要想成功，消弥社会对公车泛滥的不满，关键有二：一是对省部级以下官员的专车必须一刀切，不能变通;二是车改补贴应由中央政府规定上限，不能让地方自由裁定。此前有地方试行车改，让领导干部的车改补贴超过当地职工平均收入数倍，能不挨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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