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以放开“单独二孩”为标志，中国终于迈出了调整人口政策的一步。这是许多有识之士不懈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已经去世15年的老人付出的努力，值得后世铭记。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离休干部王文。
王文原名刘郁文，1922年8月9日出生于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1936年小学毕业后入通县师范初中部，翌年考入北平四中。1942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党遣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北平临时大学七分班党总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办公厅秘书组组长、叶剑英秘书。1953年，调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副科长，帮助毛泽东处理信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后，《中国青年报》发表批评文章《灵魂深处的脓疮——评青年女作家林希翎》，林希翎不服，便“告御状”，将一封信和一篇论文寄到中南海。王文看到后，打电话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询问情况，后约林希翎面谈。林不仅向王述说了心中的委屈，还对中央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王文将谈话记录整理后，向中办秘书室负责人何载作了汇报，并送杨尚昆审阅。
1957年的一天，林希翎打来电话，说人民大学安排她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派人来听一听。王文去了。在此前后，他和何载还接见过北京大学的谭天荣等人。反右运动开始后，林希翎再次到中南海求见，王文和何载接待了她。一见面，林就表白：我是诚心给党提意见的，大会发言也是学校领导安排的，但如今却说我是向党进攻，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实在受不了，希望你们给我指一条活路。王文劝林希翎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尽管“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但是领导最后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不会冤枉你。”林希翎回去后又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她本想自杀，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她准备采取积极的态度，接受正确的批评，并要针对不正确的意见据理力争。人民大学党委向中办反映这一情况，何载又与王文及国务院办公厅陈旭一同前往人民大学看了大字报，向校党委办公室说明他们并没有支持林希翎。没过几天，中办秘书室办公楼里突然贴出大字报，揭发王文支持林希翎向党进攻，随后，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责令王文停职检查。王文在接受批判时，老实地坦白，刚参加革命时，一听到喊毛主席万岁，觉得有点刺耳，心想共产党怎么还搞万岁？这不是封建的东西吗？还认为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党员和组织的关系，即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是盲从，就像狗对主人一样。他交代了许多思想中的一闪念。1957年12月，王文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1958年4月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他：“就在中南海，有一个专门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叫做秘书室。这个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青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因为这次点名，有人称王文为“钦定右派”。
王文于1958年2月被持枪警卫押出中南海，下放到河南省荥阳县劳动。1959年初，又转到北京市延庆县八里店公社曹官营村劳动。一年后转为农村户口，发配到丰台区黄土岗公社马家楼大队监督劳动。1961年秋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王佐公社当农业干事。文革中，王文的妻子耿晓和儿子王幼文先后自杀。1973年，王文调入北京丰台区师范学校当教师。直到右派改正后的1979年3月，王文才调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担任信访组组长。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王文曾为林希翎的平反四处奔走。领导为此向他打招呼。他也做了再遭不测的准备。直到满60岁离休。
1982年，王文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指派，列席《计划生育法》起草小组会议，开始接触计划生育工作，发现了不少问题。由于刚进入这个领域就赶上了离休，于是他节衣缩食，自费到全国各地调研，住最便宜的旅店，吃最便宜的饭菜，坐硬板车、挤长途班车是常事，先后骑自行车去了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许多县市的基层单位，1997年甚至一个人骑自行车从北京到广州，当时他已经75岁。在调研中，他发现一些地方推行计划生育简单粗暴，强迫命令，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少群众被迫流离失所、远走他乡，甚至出现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宁夏一个老头，有一个孙女，还想要个孙子，便到派出所问能不能再生一个，派出所说不行，他说那我不是绝后了？随后，老汉要求用自己的户口换一个孙子，派出所说你活着呢，这怎么能换呢？老汉回家后写下遗嘱就上吊了，遗嘱上说要把户口留给自己的孙子，为的是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他认为，80年代初，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推行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一孩化”政策，干群关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因此他极力主张对农村独女户先行开放二胎。他多次实地考察了山西翼城、山东长岛等以晚婚晚育加间隔方式开放二胎的试点县，了解到不论是在经济发达还是落后贫困的地区，不论原来计划生育工作基础怎样，他们的人口增长幅度普遍低于全国的增长幅度。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先后向赵紫阳、万里、习仲勋、郝建秀、王汉斌、彭佩云等当时的领导人和全国人大、国家计生委写过几十份报告，反复建议开放二胎。他说：“调整生育政策，合理地放开二胎生育，并不存在实际工作上的困难。障碍主要来自一部分同志而且是能起主导作用的同志的思想。他们多年来热心于降低出生率和增长率，但对人口状况和人口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了解。”
王文的建议书到1998年为止。这年5月，他骑车到东北调研工人下岗问题，26日在辽宁省昌图县境内的公路上遭遇车祸罹难，享年76岁。他去世后，翼城试点的倡导者和主持者梁中堂将他研究人口问题的报告集结成册，取名《求索集》，印制了200本，使他的遗稿得以存世。梁中堂深情地说：“在上个世纪8、90年代里，曾经有一位老人在暗夜里为我国的生育政策尽可能再宽松一些而奔走呼号。他身上跳动着一颗正义之心，这心总与人民息息相连，这是他性情中最高尚的元素之一。当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劳作在强大的国家体制下总是得到没有希冀的结果时，他也没有想到要放弃。相反，正是因为长期的努力和奋争没有结果才表现了老人难能可贵的韧性和毅力，显示出老人为真理付出的坚持所具有的价值。他因给最高领导人服务的原因曾经接近我们体制的核心，但更多的时间是被排斥在体制的边缘。他属于这个体制，却高耸于体制之上。他的名字叫王文，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一位追求生育自由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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