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访问了中国，双方在自由贸易和开放投资等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对中国而言，另一项更重要的帮助是他作为八国集团的首脑之一，参加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论坛。
阿兹海默症等各种痴呆类疾病与年龄有明显关联，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在中国，每两个85岁以上的老人中，就有一个有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到本世纪中期，总数将达到5500万。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在21世纪，经济是最为重要的力量。
前世界银行行长鲍勃佐利克解释说，中国中央调控式经济结构的成功，取决于中国的城市化将如何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政治领导层，也认识到即将到来的劳动力危机。如何处理未富先老的危机，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一环。毫无疑问，中国十分关注卡梅伦参与的痴呆症峰会，甚至胜于美军飞机闯入东海防控识别区。
而且，中国领导人如果想在邻近的区域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来参照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只需以日本为例即可。日本的人口结构中，老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中国正密切关注日本首相安培晋三，能否将日本从近三十年的经济衰退中带出来。习近平主席必须注意到，日本的经济衰退和其人口结构老龄化密不可分，而其经济复苏取决于政府如何将老龄化人口与经济增长模式联系起来。习近平主席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其他邻国，例如韩国和一度十分“年轻”的泰国，现在的出生率都远低于2.1，分别为1.23和1.4。他们也在积极地寻求21世纪新的增长模式，力图处理好老龄化问题并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与其它国家的人口发展模式不同，中国的人口结构改变是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而如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泰国等国的出生率都是自然下降的。从全球范围来看，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与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例如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化都是其原因。这种关联可以解释欧洲地区人口出生率的直线下降，包括一些天主教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土耳其。甚至以年轻化的人口结构著称的印度，二战后期每个妇女平均有6个孩子，而如今已经下降到了2.2个。这意味着在短短几十年后，印度也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而不是人口过剩。
人口老龄化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了21世纪的一个标志，这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目前有影响力的任何一个单一因素。标准普尔报告《201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中，中国应该得到启示。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可逆的全球人口老龄化将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公共财政以及国家政策，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与之相较。”
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中国来说，如何应对老龄化这一问题迫在眉睫。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是习近平实现经济增长的第一步。但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解决老龄化问题必须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应对“衰老”。这一理念在两年前的世界经济论坛丛书《全球人口老龄化：危险还是机遇》中有所提及。书中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以使老年人更加健康并延长工作时间。因此，在20世纪可以考虑退休的年龄段，在21世纪可能会转化为参与经济活动的群体。对中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政府将对六十岁以上的人群出台新的公共政策，同样，这一模式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因此，美国和英国都应该继续关注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并且要在理解人口结构对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影响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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