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云南绥江拆掉机关围墙的新闻红遍大江南北。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篇媒体的报道的“由头”。但是，新闻中所描述的场景仍然让不少人心生羡慕：
2013年12月5日早晨，在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楼，记者看到一个背着背篓的男人和一个戴着花头巾的妇女，走进办公楼一楼，直接进了电梯，没人盘问或让他们出示证件。在绥江县，全县所有党政机关都没有围墙，人们到机关办事不会被询问，也不需要登记就可以走进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任何一名干部的办公室。
这样的情景和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去政府部门办事的个人体验存在着强烈的反差，不要说办一个证件需要几千公里来回奔波多次的极端案例，在传达室之类的关卡被盯防、询问是很“正常”的。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这样一条政府拆围墙的新闻想不引发反响都难。
一条常说常新的新闻
在拆掉政府机关围墙的问题上，云南绥江当然不是什么吃螃蟹者。机关大院拆围墙、打造无围墙政府这样的活动，至少在10多年前已经被媒体广泛报道。
2002年，山西省长治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销大门哨兵，将院内健身器械全部开放，群众可以天天进院散步、观鸽、健身。
2005年，时任陕西省咸阳市市长的张立勇更进一步，喊出“欢迎市民到政府上厕所”的口号。这座城市废除了有着50多年历史的门卫和传达室制度，同时拆除所有机关单位的围墙，机关厕所统统向公众开放，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政府“方便”。
在咸阳之前，广东深圳、云浮等地已经有类似行动。同样是在2005年，新疆乌鲁木齐市出台举措，取消市委市政府门口的武警哨兵，并且不设围墙、围栏，人们可以自由进出。
2006年，湖北崇阳县委、县政府做出决定：推掉政府大院800米长的围墙，建设一个1.8万平米的“市民广场”。而在此前，为防止上访群众堵门，崇阳县委一度在办公楼的每一层走廊口设了一道大铁门，还在大院外建了一道围墙，群众找县领导得先闯“四道门”。
200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政府也开始推行“无围墙政府”制度，推倒了政府大院的围墙，向民众开放，还安装了电源插座，架起了锻炼器材，将政府的停车场用作市民的篮球场。
时间到了2013年5月，厦门市海沧区国税、工商部门在当地率先拆墙透绿，将原有硬质的围墙拆除，栽上花木，铺上绿地，让群众共享公共资源。
2013年11月6日，南京召开市委常委会决定，从2014年起，北京东路41号、43号大院（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办公地点）暂定每年元旦、五一和国庆三天为固定开放日。与此同时，市政务办、市住建委、市教育局等11个部门也将定期向市民敞开大门。
在美国，作为总统官邸的白宫同样要打开大门。据说从1801年起，白宫门口“WELCOME”的脚垫从来就没有收起来过。因为按照美国政府的相关规定，这座建筑必须每周二到周六免费向公众开放。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外国的月亮更圆”，也不是自下而上搞试验。有报道显示，早在1980年，中南海就曾向公众开放。1981年起，包括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要国务场所开始对外开放。
政府机关为何爱围墙
政府拆围墙10多年来一再成为新闻，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值得喟叹。与其说是民众少见多怪，不如说是大多数地方政府缺乏推行的诚意。一波舆论热潮过后，便很难再有大范围的效仿者。等到数年之后，一旦有地方政府忽然想起了这个拆围墙的法子，舆论只能仿佛是重新发现了新闻。
一些地方政府为什么特别钟爱围墙？这首先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传统思维。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养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保守封闭的性格之一面。东南方是大海，西部是难以逾越的青藏高原，只有北方的荒漠平川无法更好地防范马背民族的袭扰。于是历代王朝都要不断地拓展和加固长城，换个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大围墙。它对于保障民族的繁衍生息自然意义不凡，但同时也逐渐形成和固化了我们民族的保守意识。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无疑是围墙内的性格。
参观过一些保存完好的古县衙，这些建筑无一例外都是所谓深宅大院。北京传统四合院的特色，更是以屋子为围墙。现代政府迟迟无法祛除围墙意识，在思维深处还是倾向保守惧怕开放。所谓安全保障的需要，其实是一种表面化的说辞。10多年来，那些拆掉了围墙的地方政府机关，治安形势并没有比高墙围护的政府机关变得糟糕。围墙所能阻挡的只能是正常百姓，对于违法犯罪者而言，围墙反倒是他们的通途。因为有围墙存在，这些地方的治安巡防会更加松弛。
奢华建筑和深宅大院都是权力美学所喜好的东西，无非前者显得更洋气，而后者显得更传统。它们所要追求的效果是一致的，那就是官方的排场和威仪。古代官员出巡，是一定要打几个“回避、肃静”仪仗的，目的就是要因此体现官威。在现代官员中，也有人十分喜好“警车开道”之类的待遇。他们与封建官吏相比，并没有进步多少。用高高的围墙将官与民分隔开来，在一些官员看来，也是有官威的体现。民众轻易见不到官员，官员不但因此少了许多麻烦，更因此添加了许多存在感和优越感。
前些时候，不只一名官员当众叫嚣“老百姓给脸不要脸”，引发舆论痛斥。不能怪这些官员说话随意，因为在他们的头脑当中官与民本来就是两个等级，官为贵，民为贱，所以对老百姓就不能太“给脸”。筑起高高的围墙，把老百姓隔绝在政府之外，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拆围墙，更要拆“心墙”
由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政府的围墙只是一个外在的象征物，真正的问题在于心里的那面墙。只要“心墙”在，机关四周的围墙就很难被痛痛快快地拆除干净。所以，才会有过几年就出一茬政府拆围墙新闻的舆论现象。进而，也可以说，即便看得见的围墙拆除了，官员们内心的那堵墙有没有真正拆除，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有一个很好的例证：近日有官方媒体出面为养老金双轨制辩护，一面称在国外公务员养老的待遇就是比其他人好，一面称在养老金改革的问题上搞平均主义对公务员不公平。一堵观念的围墙，隐然其中。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官和民原本就不是“我们”，而只能是“我和你”。“我”是公务员，是官员，因此在利益上就是要高高在上，和“你”拉开距离。否则，便是“平均主义”。
这样的“心墙”例子太多，又比如媒体报道俄罗斯免费医疗，引起民众集体羡慕。结果马上有官员出来说，免费医疗坏得很，只会让民众从此更加看不上病。又说，全世界都没有真正的免费医疗。照理说，高调反对免费医疗的，自己应当是身体力行坚决不去享受这种待遇的。然而，医改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说：“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享受的是免费医疗，公费医疗体系到司局级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费。”自己在围墙内享用着免费医疗，却对围墙外民众说免费医疗不存在，墙，不仅是观念之墙，也是利益之墙。
真正的拆墙，必须围墙和“心墙”一起拆。它的本质就是规范和限制权力，让权力在公民的监督下“裸奔”，让权力与不法利益、灰色利益真正脱钩。这样的话，用权者也就没有必要、没有可能继续藏着掖着，因为非法的用权行为是藏不住的，也是掖不住的。在法治社会，官员真正的权威来自法律的权威，他们的身份是主政者也是法律的执行者。只有权力的合法性不足，才会想到要靠举牌子、围围墙的方式来增加权力的神秘感和威严感。
基于现实，即便是今天，拆墙的行为仍然值得嘉许。问题仅仅在于，拆过围墙之后，权力的公开透明规范应当同时跟进。否则，有形的墙没了，无形的墙还在。说到底，等于没有拆掉这堵墙。权力的谦抑，说到底不是一种道德问题，而取决于伴随权力运作的体系与机制。拆墙也不应视为官方的自觉官德行为，而是权力与权利格局中的良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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