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元旦，400位南京市民探访了在民国时期被称为“花园官署”的南京市党政机关大院。为他们导游的，是市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尽管市委书记、市长的办公室暂不对市民开放，还有很多希望参与的市民受名额所限未能如愿，南京此举还是得到了多数市民的认同。
笔者在南京生活多年，曾因采访去过几次市政府大院。大院背靠明城墙，墙外即是玄武湖，西依鸡鸣寺、北极阁一带，墙外是樱花长街，南面是著名的北京东路。院内风景更是可圈可点，鸟鸣香径，古树参天，民国特色的建筑群规划整齐，建筑考究，仅就风景而言，南京市政府大院不输于一般旅游景点。
元旦当天担任“导游”的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也评价说：“在机关大院能看到南京历史的一部分，这里可谓是南京山水成林特色的高度浓缩，它见证了南京十朝都会兴衰和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
正因为此，南京“政府大院开放”的新闻一出，自然赞声一片。可是，细心考量，会发现一个问题，此前各地“政府大院开放”的举措并不鲜见，时有报道，为何每次都能成新闻？
早在2002年，山西省长治市委、市政府就决定，撤销大门哨兵，将院内健身器械全部开放，群众可以天天进院散步、观鸽、健身。稍后的200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推行“无围墙政府”制度，推倒了政府大院的围墙，向民众开放，还安装了电源插座，架起了锻炼器材，将政府的停车场用作市民的篮球场。
2012年，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提交了一份题为《建议政府打开“方便”之门》的提案，呼吁除保密机关或安全要求较高的单位外，所有沿街单位内设厕所向社会开放，其中的公共建筑内设厕所无条件对外开放——这也算是同一种性质的“政府大院开放”。
从事后的舆论反响看，这些不同层面的“政府大院开放”，效果立竿见影，“透明”、“亲民”、“开明”之类的标签接踵而来，舆论叫好，民众点赞，被称为是一种开放的姿态，似乎也没有看到由此带来诸如影响办公效率的负面信息。
按照常理，“政府大院开放”既然一举多得，为何历经十数年仍然局限于一时一地，好经验难以分享？为何未能将“政府大院开放”升级为信息公开、知情参与、监督公权的政治文明层面？以至于每次都被当作“新闻”来追捧，以至于一些官员还在用“偶遇”来表明姿态。
据介绍，在国外，政府部门利用“开放日”来塑造公众形象、拉近公众关系已成常态。北京市政府去年也曾发布《关于鼓励北京地区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设立旅游开放日的指导意见》，目前已有上百家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进入“旅游开放日”活动名单。
因此，打开围墙，撤去门槛，让“政府大院开放”成为一种风气，当每一次的“政府大院开放”不再成为新闻热点，当市民比市委书记、市长更有资格做政府大院的“导游”，或许才更能接近“政府大院开放”的应有之义。
( 摘自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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