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96岁的程开甲院士荣获2013年度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作为物理学家，他上世纪40年代在自由粒子狄拉克方程严格证明、五维场论等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与导师波恩共同提出了超导电性双带机理，5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60年代，他投入原子弹的研制，作为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他贡献突出，被称为“核司令”。国家授与给他最高的荣誉，可谓实至名归。
程开甲生于1918年，7岁丧父，求学之路却十分幸运，中学阶段得到教育家顾惠人的启蒙，大学阶段有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把他引上学术前沿，出国留学又遇到了玻恩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回国以后，中国进入政治运动频仍的多事之秋，他因为参与主持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所以专业不曾荒废，一生可谓大显身手，尽展其才。
相比之下，他的老师束星北命运却大为不同。束星北比程开甲年长11岁，生于1907年。1926年自费出国留学，一心追踪数学和物理学前沿，依靠勤工俭学，争取资助，先后进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加州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拜访名师，其间曾到爱因斯坦身边工作，1930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罗克教授，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次年到浙江大学任教。
他任教期间，中华民族正值危机存亡之秋，浙江大学从杭州辗转迁移到贵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开设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等课程，启迪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许良英等一批英才。李政道说，“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我最早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程开甲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许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1937年，物理学家玻尔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后，不断有中国师生请教如何出国深造。玻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束星北才华横溢，个性很强。学术争鸣，不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心直口快，脾气火爆。束星北不支持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雷达等武器。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遭遇到囚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的性格显得水土不服。1950年，浙江大学开始思想改造运动，苏步青教授受到污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一个干部像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有人污陷他有经济问题，他写挑战书，让对方道歉。镇反时，他的学生被捕，别人不敢说话，他又为自己的学生鸣冤叫屈。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任教。校长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不认为那是科学，充其量也就是哲学之一种。尽管如此，华岗还是对他关照有加，直到华岗成为“胡风集团”成员入狱。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人家教辩证唯物主义，他就教牛顿、爱因斯坦。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他能骂出“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难听的话。校方不让他登台讲课，他就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引起气象学界轰动。1955年肃反，他受到停职一年的审查。在审查期间，他在自家大门贴上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最后还是被抄家搜查，他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竟然成了收听敌台的证据。1956年，官方承认他没有历史反革命问题，公开赔礼道歉。在鸣放中，他以《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为题发言，建议“对受冤的速予平反”，听众鼓掌20多次。为此，反右中又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强制送到水库工地劳动，饥饿年代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厕所，清洗实验室器皿，到太平间制作尸体标本。后来，因为修好了医学院从丹麦引进的脑电图仪，待遇才有所好转。文革中，他的工作是打扫厕所，同时他却修遍了山东省地方和部队所有的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接见，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但他和周恩来的谈话给束星北带来转机，使他重新登上讲坛。他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但是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顽固，想通过发泄挣断对他的摧残，但20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骨髓，他无法走出阴影。
直到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枝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其实这对他只是牛刀小试而已。
束星北晚年总算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尊严，在海洋研究所想重新展开教学和科研的宏图，但命运的磨难已经严重地摧残了健康。1983年，他溘然长逝，享年76岁。
束星北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1964年，当他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在家不禁嚎啕大哭，因为他和好友王淦昌都是最早了解这一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同事王淦昌和学生程开甲都参与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他却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
今天，国家授予了程开甲应有的荣誉，但也不应忘记束星北的悲剧。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建立一个包容束星北的环境，可能比奖励程开甲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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