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与矫正法律，健全社会矫正制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诸项重大改革中，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日前，《瞭望中国》周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
《瞭望中国》：陈教授，您怎样评价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
陈卫东：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劳动教养是一种“生于兹，长于兹”的法制本土资源。劳动教养制度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多年来备受质疑，也是中国人权外交的一个焦点问题。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我认为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决定，表明在中国实行了近六十年的这样一个制度，将寿终正寝，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管控手段、措施体系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次实质性的进步。
劳教制度的历史存在
《瞭望中国》：如何理解劳动教养是一种“生于兹，长于兹”的法制本土资源？
陈卫东：劳动教养，是中国对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所采取的一项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也是中国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手段之一。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初，有其特定的历史必要性。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尚未完全统一，社会仍旧不稳定，有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存在着大量破坏新生政权的各种行为：对于性质、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施以刑罚；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释放；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如何处理是一个需要予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此时尚未建立行政处罚制度，因此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将这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予一定的工资”。
在当时来看，这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既可以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破坏行为，也可以实现对这类人群的教育、改造，还可以为这类人群提供薪酬，解决失业问题，具有“安置就业”的社会功能。应当讲，这是在当时政权初创、法制尚不健全的环境下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因此，该种制度自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文件中提出后，在1957年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加以固定并实施至今。
《瞭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有了哪些变化？
陈卫东：1979年以后，劳动教养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教养由主要针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转变为主要针对违反社会治安而又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此阶段的劳动教养被视为是行政处罚措施，已经不再具有安置就业的功能，但是仍旧保留着教育改造功能，即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尽管劳动教养制度在此一阶段被视为行政处罚，但是制度本身却在弥补着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之间的空白，实际上仍旧是处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之间的第三法域：对于一些施以行政处罚不充分的行为，处以刑罚可能会对行为人本身造成过重的不良影响，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种熟人社会，对于“罪”的概念特别敏感，一个人一旦被判“有罪”，自我以及周遭环境带来的“耻辱感”将会彻底改变其人生轨迹。“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良“标签”，具有远远超过刑罚本身的严重后果。在中国，慎重判“罪”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也是基本的刑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教养恰恰弥补了这样一种空白，是“慎刑”的体现，也客观上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功用。因此，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劳动教养乃是一种“生于兹，长于兹”的法制本土资源。
当然，进入新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建成和完善，劳动教养的积极意义在逐渐淡化，而其所欠缺的司法化运作则与人们日益高涨的公正意识、权利意识不相适应。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瞭望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如何废止？
陈卫东：劳动教养制度这一项改革，在三中全会决定所有的改革中是一个特例。虽然已经不再新批劳动教养，但如果说劳动教养改革已经完成，是不符合事实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后续任务还相当繁重。我们社会的矫治制度如何完善，这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废止应当依法履行法定程序，从提出议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需要一个过程。另外，对决定要求“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是不是劳动教养的替代措施，这在社会中存在一定的误读。这里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不是特指哪一部法律，而是惩治和矫正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体系。广义地讲，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这里提到的社区矫正制度，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后劳动教养制度时代的法律应对
《瞭望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使中国社会进入后劳动教养时代，我们当下如何面对原本属于劳动教养范围内的行为？
陈卫东：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尽管在人权保障意义上重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实际上，后劳动教养时代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我们要妥善处理原本属于劳动教养范围内的行为。如果处理不好这些行为，对于社会乃至民众而言仍将是一种威胁，是对人权的另一种不尊重。因此，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之后，如何分流这部分人和行为成为后劳动教养时代的一项重大课题。对此，我认为，对于原本属于劳动教养范围内的盗窃、妨碍社会秩序等行为，可以考虑借鉴酒驾入刑的方式加以处理，纳入到刑法的涵盖范围，借助于司法的形式加以保护人权。这实际上与西方宽泛的犯罪理念一致。而对于其他的因为上访等原因而产生的劳动教养，则应当将其视为社会问题，不应用行政处罚、劳动教养以及刑罚加以处理。
当然，劳动教养废除之后，扩大犯罪概念必然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一定的威胁。对此，应当积极探索轻刑化的刑事制裁措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此外，扩大犯罪概念也会对司法产生新的负担。对此，应尽快完善刑事诉讼法，积极探索轻罪速决程序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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