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习近平一年来的执政风格，可能再也没有比“剑”与“蜜”更贴切和形象的了。一手仗剑，一手酿蜜，这就是习近平在过去一年留给世人的印象，把它换成学术的语言，就是威权和亲民。
自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执掌中国的最高权柄后，习就表露出与其前任不同的领导风格，他显得自信和轻松，其语言也少了一些官气，而多了一些俗气。这使得习很快就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大众之所以愿意接受习，除了习的形象和家庭背景外，主要反映了中国社会期待出现一位敏捷和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应付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和挑战。
总的来讲，习和民众在过去一年经历了两个蜜月和一个紧张期。前一个蜜月是习上任初始到两会前后，习南下深圳重温邓之改革，并在纪念宪法实施30周年的讲话中发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激起了民众对改革之期待；后一个蜜月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习所规划的一揽子改革举措，使民众对他由之前的失望转而重燃希望。在两次蜜月之间，大约半年时间，由反宪政滥觞，到打击网络谣言，追捕网络大V和异议人士，再到管制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一扫前一个蜜月带来的和谐气氛，而使习和大众尤其是自由派的关系高度紧张，这种状态直到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改革预期升温，才逐渐缓解。
从国际社会来讲，对习的观察和认识也有一个深化过程。习所接手的中国，一方面，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强大，军事和武备亦有大幅跃进；另一方面，大国关系、周边态势则很差，中国同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东盟中的一些声索国，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有鉴于此，习所主导的中国外交，一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表现出更加进取、灵活与强硬的姿态。
习的威权与强硬
习的威权首先表现在治党和治吏上。这个党，这个官僚群体，不治不行，若再让它腐化下去，迟早会改颜色。所以，习若不想做亡党之君，就必须下大力气，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党和治吏上。党和吏实为一体，因此治党也是治吏，治吏亦是治党。从习采取的措施来看，主要是通过治吏来治党。
上任伊始，习就通过中共政治局，发出了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明确要求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和文件等。一直到去年底，以中共中央或中央组成部门如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名义不断出台各项禁令、要求。如中组部2013年3月发文要求，严格管理到党校等培训的干部学员，禁止以培训之名搞公款宴请；中纪委5月要求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限期“清退会员卡”；7月，中办和国办又联合发布通知，要求5年内中央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8月，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发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不得用公款搞大型晚会，不得用公款“请明星”、“捧大腕”；国庆前，中央纪委再次发文，禁止中秋、国庆期间公款购买月饼，购买贺卡、年历等相互馈赠；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要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等。据统计，一共有16道之多。
习迄今的治吏主要是围绕官员的作风问题，即所谓“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及奢靡之风——来进行。主要方式就是去年6月开始，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即整风运动，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照检查，人人过关。从一年来实施的效果看，习的反“四风”还是很见效的，这从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的价格和销量大幅下滑，以及星级酒店主动降星可见一斑。
在治吏同时，习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反腐是最能激起民心、赢得支持的举措。民众之所以还愿意等待，就是因为看到他在认真反腐。习的反腐语录很多在民间已经变得耳熟能详，例如，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这体现了习式反腐的几个特点：一是反腐与反特权联在一起，二是惩治贪官同时也寻求治本措施，三是既打“苍蝇”也打“老虎”，尤其后一点，使习的反腐区别前任。
习发起的这一系列严厉而决绝的反腐行动，效果显著，根据中纪委的统计，去年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中央直接管理）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共有31人，抓获17名位副省级以上高位的“老虎”，至于被拍打的“苍蝇”，更数以万计。在最近召开的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进一步高调宣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同反“四风”和反腐败相比，习在中共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方面，则远没有前者大张旗鼓和轰轰烈烈，但并不表明习不关注干部队伍的建设，只不过前者的光芒掩盖了后者。习在用人上有自己的标准，简单地说，体现在中共去年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贯彻了习重用“四种人”思想，同时首次明确干部若有六类情形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一是群众公认度不高的；二是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三是有跑官、拉票行为的；四是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五是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六是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
如果以为习的威权只对着党和官僚群体，则大错特错，它也对着大众。习希望党和官僚群体能够改善同群众的关系，但如果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权力交由人民群众去行使，不但会制造公众过高的期望，导致官场人心不稳，而且直接会诱发中共一向担心的公民运动，动摇其统治根基。所以，习要治官，保持百姓对官僚队伍的一定压力，但不能把整治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即使整风，也是在执政党内部，通过官员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判来进行，而不像过去一样，让群众来行使批评权。
从现实来看，自习发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宣示后，中国民间即掀起了一股反腐潮，微博反腐成为一种主要的反腐方式，一时间官场人人自危。不仅如此，民间还借机提出了官员财产公开等一些政治性要求，社会对反宪政的狙击力量也大大超出官方估计。这使中共意识到，若放任这种局面将会动摇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梦的传播，导致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失控。鉴此，习要利用中共所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和专政工具，重操舆论，对那些最易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胆敢挑战党的意识形态的人进行“亮剑”，清除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各种“杂音”。
上面说的是对内，对外，威权就变成了强硬。习的外交风格与前任有很大不同。中国虽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周边关系的处理上，一直很被动，经济实力完全没有投射到外交上。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可能与领导人自身的行事风格有关，但更多的可能是过于机械遵守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在外交上缺乏进取之心。习的外交风格则是大胆进取，敢于“亮剑”，外交上的强悍，与其处理内政时的威权行事作风是一致的。
事实上，习还未登顶权力巅峰之前，此种强悍风格即已显露，这就是他在访问墨西哥时发表的“中国不输出革命”的谈话。习继任后，这种强悍态势一度有所改变，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但在维护政权安全和领土主权这些中共非常在意的问题上，习的强硬依旧。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在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时，不忘强调“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习的此种强悍外交风格，在东海、南海、朝核等问题上，特别是在和日本关系的处理上，表露无遗。围绕钓鱼岛争端，以及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但最具观察性的指标，还是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分。虽然划分防空识别区是国际惯例，但中国在敏感时刻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表明习并不担心由此引起的与邻国的摩擦和对抗。
习在外交上的强硬，是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
首先，客观而言，中国已经是一头大象，而大象是无法藏在树丛后的，它决定了邓的“韬光养晦”方针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行，何况中国还是一头跟其他大象种群不同的大象，过于强调“韬光养晦”，反会引起外界更多猜疑和警觉。
其次，主观上看，中国在经济崛起后，自然也要追求和经济地位相配匹的国际地位。
第三，这也是为了迎合国内民族主义的需要。中国国力的上升，国内民族主义也随之膨胀，当国人不能从外交上获得民族自豪感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化国内已有的矛盾或生起新的矛盾，所以，满足国人做大国子民的民族情感的需要，用对外的强硬表明自己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以增加支持度和中共合法性，就是领导人必须要做的事情。除少数因素外，也不排除习本人所具有的强悍风格，毕竟，他出身于红色家庭。
习的亲民
与习的威权与强硬相对应的另一面，是习表现出来的亲民色彩。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对习的亲民行为津津乐道，演绎出了许多民间版本。“习大大”的称呼本身，反映了民间对习的幻想，希望习像个父亲或大哥一样，对待他治下的子民，因为“大大”在陕西方言里，有父亲、大哥或大叔的意思，无论取哪种意思，一方面含有威严，另一方面也含有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和慈爱在内。
亲民是中共历代领导人都着意表现的一面。因为中共宣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但习的亲民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制度化，二是亲历亲为，从自己做起。“八项规定”虽是约束官员的，但它的目的却是防止官僚群体脱离群众，也就是说，习要通过这种纪律的刚性约束，促使官员走亲民路线。而要想官员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好的榜样就是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和亲历亲为。所以，人们看到，习出巡考察不封路，任民众拍照；走访田间地头，脱鞋上炕盘腿同百姓拉家常，卷起裤腿自撑雨伞，等等，甚至用“美女”这种老百姓才用的语言来称赞群众。当然，最好的亲民行为莫过于前不久引起轰动的吃包子。
上述几种亲民行为，除不封路外，其他领导人都做过，而且今后会继续做下去。但不封路尤其是在包子店里吃包子，则属于习独创。习的吃包子，显然是借鉴了骆家辉坐经济舱、拜登在中国访问时吃炒肝之类的赢得中国百姓好感的举动，洛、拜的行动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但在中国却感到稀奇，尽管他们的作秀引发了中国一些官媒的批评，可客观而言，也给中共领导人提了一个醒，如此“作秀”，在百姓那儿是受欢迎的。习的政治策划团队应该注意到了这点，从而也就有了这次吃包子之举。
从效果来看，习近平的吃包子新闻，轰动了世界，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方面，习借此举向外界传递出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形象，体现他对社会基层百姓的关心；另一方面，这顿节俭的午餐，也成为中共打击官员大吃大喝奢华腐败之风的最新表率。更深层的含义还在于，习通过这种和群众的零距离的简朴平易的接触，剥除了包裹在中共领导人身上的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向世人表明，他们也是食人间烟火的“人”，而不是一尊只能远距离仰视的“神”。
民众对政权的威严、恐惧与害怕，其实都来自于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当领导人的信息公开后，一举一动曝光在阳光下，原先对领导人的神秘感也就会消除，恐惧不可能产生。一个人很少对熟人产生恐惧，除非那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在现代社会，亲民是政治领袖必备的功课，人们很少见到西方国家的政党领导人故意疏远民众，那等于政治上的自杀。习近平的吃包子之举，给中共的一个启示是，必须通过开放政治、参与政治，消除裹在领导人身上的神秘，进而拉近领袖与民众的距离，消除对专制政权的恐惧，这应称为现代社会对领导人的基本要求。
其实，亲民也是中共群众路线的当然要求，中共的所谓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脱离群众，也就必然会出现习现在正着力反对的“四风”现象，进而失去群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要继续执政，只剩下利益交换和强力镇压，但后两者从来不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和基础。有鉴于此，习上台后，多次提出“回到共产党的原点”，回归群众路线。从这个角度看，习的吃包子之举，是他在回归群众路线的原点。
剑与蜜能否再造中共
中国社会在过去一年经历了希望、幻灭、再希望的过程，而这与习的执政风格直接相关。习一手仗剑，一手造蜜，看似悖谬的两点统一于习身上，这就是习的“耐人”之处。
现在来看，可以把习的执政思路概括为威权主义，威权与亲民是威权主义的一体两翼。
所谓威权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以一个中央权威——往往以执政党领袖的权威体现——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在威权主义下，民众一般有一定的社会自由（主要是经济自由），但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缺乏民主。
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共改革的出发点是改善治理。要改善治理，一方面要提高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另一方面，必须将权力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而在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官民冲突不断加剧、中共严重存在信任赤字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既整肃官员，又压制民众过分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环境，使社会转型平稳进行。这就是中共要推行威权主义的原因。
就习近平来说，家庭相对开明的红色背景以及早年下放农村、与农民“亲密”接触的经历，使他体认到秩序和富民的重要。习近平威权思想的最初基础可能滥觞于此。的确，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没有稳定和秩序不可想象，此乃中共自邓小平后历任领导人为什么高度重视维稳的原因。但秩序的形成既系于官员，也系于百姓，如果一味对百姓采取高压政策，而不抚民亲民，最后也必定没有稳定的秩序，因为社会在丧失基本自由后会陷入普遍贫困，民众最终会在压迫下起来反抗。
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看，社会转型期采行威权主义有其合理性，然而，威权路线有一个陷阱，这就是它高度依赖权力，因此，要想转型顺利，就要求政治领导人对权力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知，而恰恰在这点上，很多政治领袖过高估计了自己。因为权力就像鸦片，对每个人都有腐蚀性。在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会要求更多的权力，最后形成集权。
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看，习以更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两个新设立的强力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增强了他的影响力，并在经济政策制定上赋予他更直接的发言权。由于习的集权，中国社会开始有人担忧中国最终会走向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是否如此，目前判断不清，这主要取决于习对权力运用的自觉程度。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三中全会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比过去迈出了一步，纪检体制的改革、反腐败和干部选拔的制度化，都在推进。
威权主义在目前遇到的另一挑战是，时代和条件有巨大改变。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一个政治结构的去神秘化和政治体系的开放问题，政治领袖越来越难以脱离群众。而威权主义本质上是与该趋势相悖的，若要适应这一趋势，就必须把威权主义进行改造，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吃包子的原因。用中共的话语说，要保持党的合法性，必须实行彻底的群众路线，所谓彻底，就是政治领袖真正从群众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回到群众中去。而这其实就是民主选举。
换言之，中共的平稳转型和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最终必须过渡到民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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