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的高锴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他和李葆华的一次交往。他说：
1985年整党，主要查“文革”中的问题。高层的意思是，“凡是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能用。”我所在的民法室，有个干部叫吴崇其，曾在1967年任安徽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大家认为他是造反派头头肯定无疑了。但他自己解释说：“我是听从省委书记李葆华指示组织的红卫兵，怎么说我‘造反’呢？在当时的气氛下，百辩难明。为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千方百计找到李葆华家的电话，他答应见我。
那时，李葆华刚从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下来。这位全中国管钱的最高官，住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小三间。进客厅，唯有李大钊亲笔写的“铁肩担道义，热血谱春秋”一幅对联耀眼，其它如沙发、桌椅、电视机都很陈旧，窗子上的纱都有几处破洞，地上铺的是北戴河出的草编的地毯，我觑了一下里屋，只见床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种木板床。真是廉洁得不可想象！
葆华同志说：吴崇其的红卫兵确实是我组织的。那时安徽的造反派红卫兵把省委机关包围起来，我们没法工作，就想了这么个办法，也组织一个红卫兵，让他们保卫省委。经费和驻地都是我批准的。组织部选了吴崇其做这个红卫兵的司令，我不认识他，但也是我同意了的。不久后，我还是被“打倒”了，被迫游街，这天才见到吴崇其，他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时还上了手铐，而我们几个省委负责人只是戴上“走资派”帽子，没有戴手铐，当时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年轻人，委曲了他。“文革”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他道歉。现在正好，你来调查，我正式声明：这个红卫兵是我们组织的，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主要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书面检讨。
我把找李葆华调查的情况向整党领导小组汇报，吴崇其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吴崇其感谢我为解决他的问题做调查，我却感谢他为我创造了拜访李葆华的机会。我亲眼看到了掌管亿万财产的“财神”这样俭朴，这样诚实。
从1966年秋到1967年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党政领导机构先后受到冲击。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趋利避害，设法利用红卫兵保自己。李葆华当时的做法，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
比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曾利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保湖北省委。宋彬彬回忆：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
这虽是宋彬彬四十年后的回忆，缺少来自湖北省委负责人方面的印证，但我想大致不错。
这方面，我觉得李葆华特别值得尊敬。80年代，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也都官复原职，掌握了政治上的话语权。李葆华并不因重新登上高位就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而是坦白地面对自己受到冲击后的应对之策，如实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不止是帮助吴崇其解脱了困境，也为后人反思文革做出了表率。
其实，李葆华是在极左政策给安徽造成重创的1962年接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他上任后，敢为天下先，为4000多名右派平反，放开农贸市场，让农民休养生息，时有“李青天”之美誉。他在安徽主政，无愧于历史，有功于百姓。文革中受到冲击，不是他有什么过错，而是那个荒谬的时代，把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全都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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