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开始就关注经济道德悖论问题。1759年，他先发表《道德情操论》，1776年方发表《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做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的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他是以悖论解决悖论。他设想资本家的血管里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可资本带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横亘于斯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这个看似无法公度的悖论，暗示着现代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
19世纪的韦伯也试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1904年，他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加尔文教的伦理观念从“天职观”、“预定论”和“入世的禁欲主义”三个方面建立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市场伦理。
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勤劳致富，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
韦伯的观点一度深刻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但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开启的是一个与韦伯时代的社会断裂的世俗化时代。在世俗化时代里，作为价值理性的宗教信仰日趋式微，宗教观由过去的社会信仰逐渐退至道德领域，宗教所守护的终极价值开始由“神”转变为“人”，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新教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调节作用难免随之式微。
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正是肇始于多年推行“新教伦理”的美国。美国人可着劲超前消费、负债消费、寅吃卯粮，政府也大搞赤字财政，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借钱度日，比着谁“借”出水平，“借”出花样。金融创新种类繁多，信贷衍生品花样百出，你借给我，我包装了再借给你，捞一把是一把，骗一回是一回。这样一环扣一环，泡沫越吹越大，钱也越借越多。钱借来借去总有一天要还的，一旦经济泡沫破裂，金融链条断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片片倒下去。金融危机是美国市场经济信任危机、伦理危机的必然反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仍然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但也给我们留下两点深刻的印象：
斯密强调“人的本性”。“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斯密的贡献，其实在于确立了另一个重要的“一般原理”——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只能从“人”的自身去发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却是具体的，我们应该着眼于“人”。
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他把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通过对“神”的敬畏这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从“他律”内化为“自律”。我们可以不信神，但应该注意，社会不能没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场经济，必然缺乏诚信、排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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