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河/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论述，再度引发人们对中国科技创新、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文化生产创新等话题的热议。所谓“再度引发”是说，类似的议论近年来已多次出现。
文化创造力匮乏的焦虑
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普遍的、日益深重的“文化创造力匮乏焦虑”。几年前媒体谈论的“钱学森难题”，即“为什么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的人才？”就是这种焦虑的直接呈现，此外，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也日益成为中国的“集体焦虑日”。
上述焦虑不可小觑，因为它或会导致我们对自己已有成就的自疑：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GDP总量的老二，但“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的标签却让如此骄人的成就蒙上了一层灰色；建国60多年，我们自信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但伟大的时代总要伴有震铄古今的科学成就或精神文化巨作，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竟然乏善可陈——且不说艺术上无法比肩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文成就无法比拟于启蒙时代的法国，在文学和音乐上甚至也远不能与19世纪的沙俄时代相提并论；进而言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已超过百年，但我们在世界科技、人文和艺术殿堂中至今没留下太多足以让后人向“我们这个剧变的时代”脱帽致敬的成就。极而言之，我们在2020年或将达成“小康中国”，我们在本世纪中叶也有望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如果文化创造力匮乏的情况不有所更变，我们便很难想象什么时候才能成就一个“文明中国”——一个向世界贡献了一种文明典范或典范文明的中国。
焦虑深重乃是因为自期者甚大，以此观之，国人普遍关注“文化创造力匮乏”是个好事。但如何才能提升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呢？依笔者看来，几十年来的议论，多不及鲁迅先生在《论天才与土壤》中说的透彻：“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而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这段文字提示着一个逻辑：“文化创造力”的提升，根本说来依赖于一种“有利于创造力的文化”。后者是“土壤”，前者是“果实”。一个民族若缺少有利于创造力的“土壤”，或其土壤里缺少了有利于创造力的重要元素，那它无论使用多少行政手段，也难以彻底解决文化创造力匮乏的焦虑。那么都有哪些元素有利于创造力的培育呢？以下试举两端。$nextpage$
超越精神推动文化创造力
谈到民族的科技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许多人喜欢引用作为诺贝尔奖第一获奖大户的犹太人作为谈资。根据百度百科提供的数字，占人类总数不到0.25%的犹太人在百年中获得了27%的诺贝尔奖，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08倍。其中，1969年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60%以上的获奖者是犹太人。
犹太人在人类知识和艺术领域中的卓越表现已为世人熟知，这里不必赘述。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自公元1世纪到以色列建国前的2000年里，犹太民族一直居无定所，散处于世界各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让这个民族历经苦难的群体始终保持其生活和文化特质的首要的和第一的原因是犹太教。在我们印象里，宗教与信神似乎是一回事，信神自然与当今的科学时代格格不入。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却告诉我们，有些宗教一向是某个民族的超越性精神的孵化器或存储器。这种得到保存的超越性精神至少具有两大功效：第一，就个体而言，超越性精神有助于人们挣脱由物质的、功利的名缰利锁，全身心投入精神性的、思想性的和终极性的关怀之中。它构成了人的“真诚”或“虔诚”品质的内在根基。而“真诚”或“虔诚”恰是伟大的科学家、人文社会学家或艺术家的必备品质。即使是普通民众，只要具备了这样的品质，也会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创造力”得以孕育的最佳土壤。第二，就科学乃至任何学术研究而言，一个具有超越性精神的学者决不会仅仅满足于申请或完成项目、控制大额的项目经费、跻身于百人千人或万人计划等，他更关心的是事物的究竟之理，他会在思想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这正是“科学白领”与“科学巨匠”的根本区别所在！
显然，超越性的精神恰是一个民族科技创新、人文社科创新和艺术创新的内在动力，由此可以解释一些在我们这里看似难解的问题：为什么在那些科学发达的国家，宗教依然有存身的余地？为什么西方一些大的科学家并不拒斥信仰？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这里多年来也一再强调，一个民族要有精神，要有崇高的信仰，但不容否认的是，在现实中，我们的信仰培育和保持机制却与地位、权力和金钱等有着太多的纠缠。宣示高尚的信仰往往成为人们获取世俗利益的手段。这样的信仰别说谈不上真正的超越性，而且容易沦为虚伪。目前国内关于知识群体被权力与金钱绑架的大量报道就证明这一点。
让文化按照自身的逻辑生长
提升文化创造力的制度性前提，是让文化按照自身的逻辑生长。
除了超越性的精神传统，要提升民族文化创造力，还需有良好的制度保障。所谓“良好的”制度，应该是符合科学发展和文化生长规律的制度，而不是相反。
上文谈到普遍存在的“文化创造力匮乏焦虑”，其实这些年来更让人焦虑的是有关部门解决这种焦虑的惯常做法。至迟从上世纪末以来，我们看到不少部门为提高科技创新或人文社科创新能力，以翻烙饼一样的速率尝试了多种所谓“体制机制创新”。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创新尝试未能让“精品”涌流，反倒带来了更多的学术“伪次产品”。让笔者时常感到不解的是，有关部门好像根本没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文化创造力匮乏的症候不仅在于“精品”过少，而且也在于“伪次产品”太多！这两个症候其实都源于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创新体制往往违背学术或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
即以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为例，这里10多年前开始进行“课题制改革”，此后，对付课题项目成为大多数学者的主要任务。课题制或许有很多优点，但在我们的国情下，它确实包含着一些与学术发展规律相悖的地方。譬如，课题制大多要求快出或多出产品，这个要求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市场的逻辑：一个产品，投入相对少，产出相对快，则其效益就相对高。但真正的人文社科研究应当遵循的是另一个逻辑：一个产品，投入相对多，产出相对慢，则其含金量越高。此外，课题制往往鼓励一些集体性操作的大项目，但我们都知道，大多数集体性课题其实是学术含量最少的。除了课题主持人，其他参加者往往拖到最后期限到来时才会仓促上手对付了事。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文社科研究向来第一看重的不是“人海式”的项目研究，而是个人的并且是充满个性的研究。若再多说一些，在目前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下，许多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的真正受益者往往是官员或具有官员地位的学者，这不仅造成课题的申请者与实施者分离，更会使大量课题呈现非学术化或伪学术化倾向。这些伪学术课题正是学术“伪次产品”大量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
因此对我们民族来说，最值得担忧的是在体制创新的名义下，以违背学术本性的方式去做学术，以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方式去做文化。再推到根本，造成我们文化创造性匮乏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对知识本身缺乏真正的尊重。这些年来，官员、商人和演艺者成为“当代英雄”，这无可厚非。但形成反差的是，“知识分子”一词却一直保留着浓重的负面含义。近来网络媒体上“叫兽”“砖家”等说法满天飞，这固然是对不少无行文人的贬斥，但也助长着社会中长久弥漫的反智主义。
由此联想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说法。应该说，这个论断在30多年前问世之初确实具有巨大的解放含义，它一举扭转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地位。但今天再看这个说法，我们不免会问：在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攀附其他社会阶层才能获得其合法性的社会里，“科技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怎么能按照其自身的本性得到“充分涌流”呢？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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