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上，香港有人建议参照西方“民主”程序，指出十万名的公民提名便可成为特首候选人。提出者没有进一步释疑，反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即是未能坚守“道德”原则，在“公共领域”动员其他人士占据政府总部、军营、商业市中心等等。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来看，香港大众心底里蕴存的文化价值取向及道德基础更为重要。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超过十六年，国家社会结构确实起了巨大变化，香港的“公共领域”是否有所变化？回归以来，香港人在公共议题上很少谈及文化的根源。在公共层面上，政府官员在新春文宣中，很少向传媒展现拜访亲属年长一辈，同时又探访香港的独居老年人，从而体现儒家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关怀精神；在制定公共政策上也很少包含文化元素。例如，提高增加长者医疗券时，政府几乎没有想到增设儿女陪伴覆诊的优惠，虽然整体公共开支有所增加，但能从中提醒子女关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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