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包产到户，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按手印的故事。其实，小岗包产到户并非首创，而是他们有幸赶上了新的时代，才有惊无险地成为的正面的改革典型。
回想1950年代，毛泽东基于一大二公的理想，在中国农村掀起一浪接一浪的社会主义高潮。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提倡互助组，组建初级社，推广高级社，最后普遍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又被收归集体。个人和家庭失去了生产经营自主权，集体经济在管理上大忽隆，分配上大锅饭，从此中国农业陷入长达几十年的困局。面对这一局面，从上到下，都有人试图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框架里，调动农民生产和经营积极性，让农民的劳动与收益紧密挂钩，寻找走出困局之策。包产到户，就是一种破局之策。
最早的尝试者是浙江永嘉县委的几名干部，时间是中国农村处在高级社阶段的1956年。当时担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从1956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署名何成的短文《生产组和社员应包工包产》，以此为据，向温州地委提出了进行责任制试验的要求。地委答复：“试验可以，推广不行。”县委书记李桂茂果断支持李云河的建议，召开县委常委会作出决定，派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带领一个小组到雄溪乡燎原社进行试验。燎原社从播种、栽培、耕耘、积肥、施肥、管理等方面，把280件大小农活按照生产季节、生产内容、工作质量、数量定额，全部计算到每丘土地，各生产队根据土地的远近、肥瘠、水利、耕作难易等，确定工分定额高低，落实到人到户。李桂茂、李云河也多次到燎原社调研。最后，他们把这一实验总结为“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定额到丘，责任到户”十六个字。参加试点全过程的戴洁天，还写出《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一试验效果明显，得到永嘉县委的充分肯定，并在1956年9月向全县推广。
两个月后，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批评燎原社包产到户“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县委书记李桂茂不服，当面与《浙南大众报》编辑论理，并向地委领导提出申诉。为了回答对包产到户的批评，李云河执笔写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一文，油印后寄给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1957年1月4日，浙江省委召开农业调查研究座谈会，省委副书记林乎加表态：“责任到户是好的，怎样解决责任制，很重要。永嘉提的四句话基本上是对的，不过这四句话的排列应该颠倒一下，‘统一经营’是第一句，‘三包到队’是第二句，‘定额到丘’是第三句，‘责任到户’是第四句。”有林乎加的支持，李云河的文章于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报》公开发表。燎原社的经验不但在永嘉县推广，而且波及到温州的部分地区。
这一动向惊动了北京，1957年3月，中央就要求浙江省委作出决定，坚决纠正永嘉县委的做法，对包产到户实验紧急刹车。李桂茂、李云河内心不接受，无奈他们是人微言轻的基层领导干部，眼看着精心组织的包产到户试验全部夭折。
接着赶上了反右派运动。新华社发文把永嘉包产到户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温州地委也召开扩大会议，严厉地批判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县委书记李桂茂，因支持包产到户试验，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定为“手持双刃”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由15级降为19级，下放工厂劳动。其妻包于凤怀抱吃奶的婴儿，被下放农村劳动。支持这一试验的县委农工部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周祥千、吕克熙、秘书潘长平、县农业局长胡宣哲和杨文、殷炳西、叶焕柳等县委干部，都受到不同处分，有的开除党籍公职，有的被划为右派，降职降薪。处理最重的是到燎原社驻社实验的戴洁天，不但被划为右派，还以利用职权、带头搞包产到户的罪名，被法院判处管制劳动3年，妻子开除团籍，子女迁往农村，家庭收入陷入绝境。他冒险将自己撰写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秘藏起来，并赋诗明志：“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还有一些参与包产到户的农民甚至被判刑。
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七十年代，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受到反复批判。一些当事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挂牌游斗，受到人格污辱。
1979年，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但还留着包产到户错误的尾巴。直到1981年7月15日，李桂茂、李云河、韩洪昌、武修仁、周祥千、吕克熙、胡宣哲、潘长有、潘长平、戴洁天十人联名写信向中共中央申诉。这封信上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情况简报》，并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才给他们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
回头看，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尝试者，当时无不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的干部。李桂茂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山东的区委书记，工作一向有魄力。李云河15岁参加革命，24岁担任县委副书记，年青有为。戴洁天毕业于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建国前夕参加革命，是永嘉县委干部中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本身不是农民。但把农民的生计看得很重。他们探索的心理动力，无非是思想与常识近一些，性格上独立负责的精神强一些，于是以实事求是精神，在经营管理层面做了敢为天下先的尝试，并不触及政治体制。不幸这种尝试和当时最高领袖的方针相左，就被当作敌对力量，严厉惩罚，让他们个人家庭付出了长达几十年的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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