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陆，大专院校约两千所，具有崇高声望，真正受人尊敬的校长，人们却举不出几个。我思来想去，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先生，可算一个。他已经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二十多年了，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象征和灵魂所系，不论是仍在校园里生活的师生，还是已经毕业的校友，都把他视为“永远的校长”。
在民国年间，大学校长的佳话是很多的。我的老朋友智效民写过一本《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重温了这方面的传统。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之于北大，蒋梦麟之于清华，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司徒雷登之于燕京大学，都有永远的校长的意味。这些民国大学校长的身影，至今让人回味，魅力不减。
我认识的一些老人，比如已经去世的李慎之、仍然健在的李锐，也有过出任大学校长的梦想。他们虽然做到部级高官，也有不少精神上的弟子，但这个梦都没有实现。与他们相比，江平先生应当说是幸运的。
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时间其实很短。从1988年7月4日上任，到1990年2月15日免职，他在校长的位置上仅有一年零七个月。他自己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可能让大学校长发挥出应该发挥的作用。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官方来决定的，甚至连教学的内容都是由官方来决定，哪些课的比重是多少、哪些课程该设置，大学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在这种环境里，校长发挥作用空间其实不能和民国时代相比。江平在出任校长以前，担任了六年副院长、副校长。分管过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图书资料等工作，参与处理过学生罢餐等校内风波，当时，他只能算是一个开明、敬业、廉洁、有爱心的高校领导干部。出任校长以后，因为参与国家的立法工作，学校事务反而管得更少。他之所以威望大增，是因为在关键时候的大风大浪中，表现了砥柱中流的人格力量。当然，他的幸运还在于，免去校长之职，并未退休，作为终身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法学博士，同时为中国的法治进程继续奔走呐喊。
发现杰出人才，爱惜杰出人才，是校长的职责所在。政法大学的许多年青教师和学生，都因江平的存在，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他们践行民主宪政的理想，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法学界中坚贺卫方，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薄熙来主政重庆，权势炎炎，唱红打黑，践踏法治，嚣张一时，他公开发出质疑的理性声音。江平在任时他是政法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一度离开了法学界，是江平果断出手，挽救了他的学术生命。贺卫方回忆：“在高校涌动下海潮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到公司之后，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完全不上轨道，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人算不如天算’，我被公司解雇，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律师界翘楚浦志强，现为华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十几年来代理了多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维权案件，两年前，他发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劳动教养已经成为官方剥夺公民言论自由，营造恐怖气氛，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于是免费为村官任建宇等六起重庆劳教案担任代理，起诉重庆市劳教委，使当事人获得昭雪，声张了正义，在废除劳动教养的过程中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他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江平在任时他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攻读中国古代法制史，原来的志向是当学者。据他回忆：“1991年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每次去江先生家里，去了他就问：吃饭还有钱吗？我说没了。他就一瘸一拐地进里屋，拿了100钱，还是两张50的绿票子，说你先拿去吃饭。我一点也没有客气，拿了就走。”江平还托沈国锋，再辗转找人，介绍浦志强去大钟寺农贸市场做临时工，月工资150元。这样的故事有如天方夜谭，但当时实实在在是雪中送炭。
江平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他拒绝向权势和金钱低头，只向真理低头。这正是当今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大学校长的软肋所在。而这个差距，又是现行校长遴选机制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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