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气的致命性不仅在于雾霾。中国约有3亿成年烟民，有超过7亿人被动吸“二手烟”，为此中国正在付出很高的代价。虽然吸烟在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都很常见，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烟草市场。照这个趋势，将有1亿人死于和烟草相关的疾病。由此产生的长期经济负担估计在数百亿美元，而且还会随着经济、医疗费用的增长而增长。
中国领导人正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史上是个“大烟枪”，可现在在公众面前，高级官员抽烟的画面已经很少见。中国现任“第一夫人”彭丽媛还是官方的“反吸烟大使”。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005年，中国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公约烟草控制（FCTC）。中央政府推动在公共场所和医疗、学校等地方禁烟。一些大城市已经宣布在公共室内场所限制吸烟。
虽然这些声明在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但落到实处就并不那么显著了。尽管吸烟没有那么普遍了，但中国仍然很难戒断这一习惯。实际上，中国烟草工业的收入，从2005年的2850亿人民币升至2012年的7570亿人民币。而同期烟草引起的疾病发生率也在增长。因此呼吁加强控烟的声音一直在增强。2013年年底，国务院规定禁止官员在医院、学校和公用交通工具上吸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示正与国务院合作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室内禁烟运动。
但即便这样，禁烟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原因有二。第一，该禁令和专家倡议的综合政策措施还有一段距离。第二，烟草行业和政府利益相互纠缠，很可能令禁烟工作受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的调查，禁烟需要六个措施来相互配合实施。第一是烟草的使用和干预有可信的数据，这在中国是缺乏的。第二，彻底实施禁烟令，而不是还在酝酿中的局部禁烟。第三，国家必须帮助吸烟者戒烟，要有行之有效的计划和资金支持。
第四，教育吸烟者烟草的危害。2010年一项控烟的研究发现，只有2/5的中国人相信吸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只有1/5的人知道吸烟会导致中风。世卫组织还呼吁完全禁止烟草营销。但中国的烟草企业已经找到许多方式来规避，比如赞助学校和资助慈善机构、体育赛事。尽管中国官员说他们已经在打击这种行为。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措施：重税。许多研究表明，烟草税在控制烟草消费上非常有效。但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烟草征税太轻，在农村地区，最便宜的一包烟仅售2元，在城市里最便宜的一包烟只要5块钱。
如果中国按照世卫组织的建议去做，根据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预测，到2050年，中国吸烟率将会降低40%。
那么中国是否会听从这样的建议呢？中国禁烟的第二大障碍是烟草企业的游说。中国烟草总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烟草销售，该公司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监督。这两者本该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他们管理者是同一批人，网站也共用一个，并且有相互交错的组织机构。
中国的规划者整合了曾经分散的烟草行业。2000-2010年的十年间，185个烟草公司和1800个烟草品牌缩减到30个烟草公司和133个品牌。中国烟草大佬们正放眼全球，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大品牌来对抗万宝路这样的海外巨头。
中国政府对烟草税收欲罢不能。2012年，烟草行业贡献了超过7170亿利润和税收，占到了政府收入的6%。因此毫不奇怪，烟草行业在中央的政治讨论中，重要性和石油、房地产旗鼓相当。在地方，尤其像云南这样的省份中，由于当地种植烟草，因此这种影响也就更大。
从理论上讲，中央政府可以推高吸烟成本同时不损失收入。因为既然它掌握了垄断权，任何利润损失都可以由税收来弥补。但是，烟草价格提高可能会让吸烟者减少，这种风险是领导者不愿意承受的。此外，由于行业实行自我规范，那么企业就不太可能放弃这种丰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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