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
由于2013年的经济增长创下了近20年来的最低增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央政府可能会因势调低2014年的增长速度。然而，当7.5%的全新经济增长目标高调呈现在大众面前时，人们既看到了一个可以期盼的未来，更感知了中央政府稳增长的底气与信心，同时强有力回击了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国际言论。
必须指出，7.5%的增长目标有着不同于往年的许多内涵与特质。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7.5%的增长应该是提质增效的增长；中国经济正处于淡化传统投资驱动和放大消费驱动的重要阶段，7.5%的增长应该是肌体再造的增长；借助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8.1%并首次跑赢GDP的惯性，7.5%的增长应该是惠及民生的增长……
维系中国经济新一年高速增长的动力不容质疑。按照部署，今年全国财政拟安排财政赤字13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增加到4576亿元，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形成有效供给力量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伴随着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扩容与“宽带中国”战略的提速，以及城市百兆光纤工程和宽带乡村工程的铺开，加之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产业的扩张，消费将进一步彰显出拉动经济增长的能量。
创新驱动
——“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实施创新驱动……”
依靠中央投资，中国形成了日新月异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跑赢全球的高速铁路等交通网络；依靠着出口的拉动，中国华丽转身成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国度。然而，外延式的投资不仅遭遇到了资金瓶颈的硬性约束，而且酿成了结构重复、产业趋同的重大病症；我们在为超级制造大国自娱自乐的同时，更饱尝了雾霾翻滚、浊水横流等环境污染之苦。
资料显示，2013年全社会研发支出总额为10547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1％,不仅落后于日本的3%，而且远低于欧美5%-7%的比重，甚至逊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培植创新驱动力量首先必须加大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投入。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大部分企业仍处于“微笑曲线”最底端的制造环节，推动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跃升，必须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扣减企业研发的税费等手段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牵头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同时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人员报酬与市场业绩挂钩的匹配机制。
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在中国经济棋盘中，城镇化将成为本届中央政府试图精心构筑的靓丽图谱，一个关于未来10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不久也将面世。在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中，最为重要的看点就是现有“三个1亿人”的解决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显然，从人口流动和安置的角度审视，中国城镇化是有层次和逐级推动的城镇化，绝不是农村人口“井喷式”的流向城市。
值得注意是，城镇化又不是人口的简单流动，而是追求既推动农业现代化、又改善和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和能力的城镇化。一方面，农民保留土地收益权，流出的农村人口有偿让出土地股权，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国家将加快推进城市交通、教育、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城落户人员的子女纳入城镇教育体系，同时实施进城人口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达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进城落户人员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因此，城镇化将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决不是消灭农村，也不是建造“千城一面”的城市群落。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历史气息的中小城镇，使城镇变成宜业宜居的高质量空间载体。
阳光财政
——“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打造“阳光财政”需要制度化约束。除了各级财政接受人大权力机关和审计机构的例行监督外，相关法规还应该明确提出其通过各类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公布财务收支情况的时间节点与准确程度的要求，要强化“一把手”的财务公开意识和职责，对于延时公布财务收支或者捏造虚假数据的行为，必须严厉追求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不仅如此，顶层设计应该拿出财务公开的标准化和通俗化文本，让老百姓能像看家庭账本一样看得懂公共账务。
公权扩权边界的模糊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投资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因此，打造“阳光财政”关键是要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尤其是要强力抑制和大幅砍削所谓的“三公”经费，锻造“节约型”政府。对于投资决策，在加强投资科学论证的同时，推行投资项目的终身负责制和可追究的连带责任。令人欣喜的是，在加大公共产品投资的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了“停建一切楼堂馆所”的庄严承诺，这既是对财税政策的一种纠偏，也是应答民意诉求的具体体现。$nextpage$
股票注册制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
作为首现《政府工作报告》的热词，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不仅代表着着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又一重大进展，而且也给投资人制造了一个浓浓的期待。
事实证明，在现有核准制条件下，监管部门通过行政干预达到控制新股发行节奏和数量的目的，其结果是股票发行成为稀缺资源，形成股市中大量“壳价值”，问题是，即使具有“壳资源”的上市企业失去了盈利能力，也能稳坐资本市场的交椅。要害还在于，由于新股定价过高，再经过人为炒作，大量的垃圾股价值被严重高估，这些股票对新股的发行数量相当敏感，为了维护这些被高估的股价，就必然要控制新股发行的数量和节奏。“壳资源”挤占市场空间，同时缺乏应有的退出机制，加之管理层有意识地控制新股发行节奏与数量，无数需要上市的企业只能徘徊在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等待繁琐的审批，股市正常的配置资源功能受到抑制。
注册制的推行不仅打开了企业直接和便利上市的通道，而且及时而灵敏的退市制度也有利于上市企业结构的优化，唤起投资人的价值投资理念，股市中的“三高”、投机抄新、发审委腐败、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等系列顽疾也将得到根治。但需注意的是，由于扭曲性股价的正常回归需要一个过程，更由于资本市场中目前以散户为主，为了防止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利用股票的批量发行来合谋欺骗和坑害散户投资者，需要制定相关的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具体制度，因此，注册制不会立马实施，最早到2014年年底才能完成注册制整体方案的设计。
单独二胎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作为人口政策的重要破局，《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单独二胎”，既充分考虑了现实经济生态的承载能力，更着眼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所需。可以说，及时而适度地放开人口生育控制阀门，尊重与策应了民意，耦合与迫近了时代，更是顶层设计智慧的凸现，其能够创造的未来“人口红利”值得期待。
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无奈与尴尬。截至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超2亿，占总人口的14.9%，未来20年平均每年将增1000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
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以每年减少800万劳动力计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未雨绸缪，“单独二胎”政策的启动不仅会逐渐修正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而且将再次上演新一轮的“人口红利”。
互联网金融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将互联网金融这一全新的金融生态纳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之中，折射出的既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开阔胸襟，同时也标志着互联网金融将由草根式、游离式发展，正式进入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序列。
余额宝、财富通、百付宝……，这些快速袭来的互联网金融工具，不仅拓开了百姓面前的又一条投资渠道，而且倒逼传统银行摒弃金融老大、垄断特权以及长期存在的行政化低效率管理思维和模式，同时倒逼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从目前来看，国务院已经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研究和规范，最终可能形成由央行牵头协调的各个机构共同参与的监管体系；而在监管制度上，有关互联网金融的准入门槛、业务范围、以及利率浮动范围等具体办法不久将很快出台，同时，监管层可能会针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实施分类监管，运用制度化的退出机制确保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优胜劣汰。
混合所有制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是微观层面最为艰难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改革地带。除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从而明晰人格化的投资主体、以及健全企业治理结构和强化业绩考察之外，国有企业改革不再局限于制度范围之内，而是从产权层面切入打破国企牢固的藩篱，引进和嫁接更多的民营基因，实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再造，进而培植和壮大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
除了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会加大对民营资本的开放力度外，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也会不同程度对市场敞开大门。为此，中央政府正在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同时，为了消除民营资本的后顾之忧，法律层面将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政府工作报告》也旗帜鲜明地擎起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旗帜。
房地产分类调控
——“以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级负责……，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
出乎所有人的判断，针对时下还在上涨的房价，《政府工作报告》竟然只字未提“房地产调控”，更没有“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等以往多年杀伐决断的词语。人们注意到，这是近10年中央政府在提交给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对房地产市场所表现出的“最温和”姿态。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抑制需求的调控政策不同，新一届政府更加注重从供给的角度来调节房地产市场。一方面，中央财政将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2014年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另一方面，政府将努力提高大城市保障房比例，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为此，将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为保障房建设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支持。具体目标是，各级政府2014年基本建成保障房480万套，让翘首以盼的住房困难群众早日迁入新居。国外经验表明，从公共供给渠道满足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会达到引导和平抑商品房市场价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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