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由36位人大代表组成的香港团并不太引人注目。与其他代表团驻地不同，他们的驻地北京饭店门口没有武警驻守，进门时也无需亮出两会证件。除代表们所住楼层，其他楼层都正常营业，可随便出入。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时，相比于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的热门代表团，香港团显得十分冷清，等候者往往都是用粤语交流的港媒记者。
可在“冷遇”背后，一些香港代表付出了极大的履职热情，尽管这一切鲜为人知。
代表要在限定的时间发言，超时会有按铃提示
3月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香港厅，议程是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各位传媒朋友们，你们好。我首先讲一下，我的普通话实在太普通了，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我可以下来回应你们。我今天不是有很多意见要发表，但是有很多问题。如果可以，请在场的官员可以给我回复。”香港立法会议员、企业家田北辰开门见山地说。
大会并没有规定香港代表要使用普通话发言，但会议过程里没有一位香港代表讲粤语。曾有人发现，一些代表会在材料中加拼音注解。
“民生保障这方面，每千人拥有病床张数，去年增长了7.3%，今年要增长5%左右，这比我们的经济增长要低，这是不是跟人民的期望相比有点落差呢？还有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方面，明年的预算是今年的102%，但是里面的人大事务、政协事务的预算是今年的110%，比整个一般公共服务的开支多了这么多，这是不是真的需要呢？”田北辰不断翻页，并尽量将语速加快。发言进行到一半多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下副团长卢瑞安，“我还有多长时间？”
卢瑞安是负责控制发言时间的。当发言进行到9分钟时，他会按铃作为提示，10分钟准时结束。而在此前几年，他的提醒方式往往是用笔敲击茶杯。
“这一次，我们的一位代表买了一个铃送给团长。”香港廉政公署前专员罗范淑芬代表透露。
她还告诉记者，在香港，官员和议员要在限定的时间里对话，从一开始就有电子屏幕打出倒计时，“说话不能超时，不然别人会没有时间来回应你”。
如她所说，在3月7日的讨论中，田北辰的发言还没结束，铃声就已经响起。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田北辰立即合上手中的材料。
直到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才继续自己的话题，“公共安全支出这一项今年一共增长了5%，7000多亿，很多钱，但是这其中在法院方面的支出只增长了3%，这方面是不是要加大力度呢？”
田北辰说，在香港审预算要持续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预算整体上加三还是加四我不管，因为这个要看我们的能力。但为什么整体上加三，却有些东西加十，有些东西减一，这个是我关心的，因为这个关乎它的重点放在哪里。”
在连续两年的媒体开放日中，记者还观察到，香港团代表议事时很少有“跑题”的现象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对记者说：“如果今天要求谈两高报告，那我们就谈两高报告。如果今天要求审议预算报告，那我们就只审议预算报告。这样大家就比较规范化，如果你谈预算报告的时候又回去谈政府工作报告，那就很难处理了。”
做人大代表，除了开会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事
在两会上，香港团第一次全体出镜是在6年前，那是香港团的全体会议首次对中外媒体开放。
罗范淑芬记得，当时一位副秘书长对他们几个新当选的人大代表说，提意见“不要穿靴戴帽，要开门见山，不管人家听不听都要说”。
“我们当时就想，做人大代表，除了开会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事。”罗范淑芬回忆。
后来，香港代表团形成了每两个月一次的例会制度。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在双数月举行，香港代表团的例会便选择在单数月举行。会前，范徐丽泰要把“人大常委会在讨论什么事情”用邮件的方式传给代表们，还需要在例会那天带上纸质版本，供大家讨论。
“你自己写这些材料吗？”记者问范徐丽泰。
“当然自己写，不然谁给我写？”她瞪大了眼睛。
范徐丽泰在香港有一间办公室，配备助理、秘书，专门来处理人大相关事务。由于做人大代表没有任何薪酬，这些办公成本也要由她自己承担，“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有责任去为需要的人士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选择的。”
每次例会召开前，总有代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如果不涉及保密，范徐丽泰会将有关文件影印后交给对方。她说，例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代表们尽量地了解我们在立法及监督政府方面做了什么”。
每5年，香港代表都要自发选出一位团长、两位副团长，负责主持会议、联络媒体、调研以及行政工作。对应人大常委会的9个专门委员会，香港团自发分成了法治、经济、教科文卫3个小组。
去年两会结束后，罗范淑芬所在的法治小组曾经与许多地方政府联络，希望能够以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经验推动内地反腐工作。“还在等待批准啦，我们希望可以做些事。”罗范淑芬说。
我是来开会的，我想晚上花更多时间准备议案和发言
每年的两会只有十几天，香港代表往往不满足于闭门开会。有香港代表联名向人大秘书处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指定一些官员来列席并答复疑问”。
秘书处的答复是，官员们都在各个代表团或者政协开会，时间安排很紧张，只有开会前一天才能知道谁来，且无法保障代表们指定的官员一定会出席。
“我们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很希望他能回答我们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够如愿，但是我们会继续要求的。”当了16年全国人大代表的范徐丽泰支持团员们的做法。
“要是对内地的情况不多了解，那用广东话讲，我们的讨论就是‘糖水滚糖鱼’。”罗范淑芬解释，“我在香港长大，在香港受教育，对国家的理解都是通过书本，通过传媒。如果不给我们机会更好地了解情况，我只是说‘很重要，要加快’，这些是空话嘛。”
在公开对话还没有制度化的情况下，私下交流是香港代表们通常采用的方式。他们往往会通过大会秘书处或者港澳办来约见有关部门。
去年，关心环保问题的罗范淑芬希望约见国家能源局局长。她在媒体开放日上向列席的发改委官员要来了外事局的电话，又从外事局要来了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的电话，结果，电话打到国际合作司，对方回复她，“找驻京办。”
“驻京办不管人大的事情啊。”罗范淑芬只能将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一条条列好传真到能源局。过了几天，终于有一位副司长出面和她交流了这个问题。
范徐丽泰说，以前两会时总要出席一些地方领导举办的宴席，而吃一次饭起码要用掉3个小时，“有一回整个大堂里摆了30多桌，后来我就不敢去喽”。
“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些活动少了。”范徐丽泰说，以前来北京饭店，工作人员都会安排欢迎宴以及联欢会，今年则变成了切蛋糕。“这样很好。我是来开会的，我想晚上花更多时间准备议案和发言。”
3月6日，香港团的女代表们收到邀请，参加一个与妇女节相关的活动。“但是当天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很多代表想讲话。所以就只能抱歉啦，我们一个都没有去。”范徐丽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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