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殊先生今年90岁。我没有见过他。但编辑《顾准寻思录》时选用过他一篇文章，和他通过信。他是新闻记者出身，在担任新华社驻联邦德国记者期间，曾经提出重要建言，为毛泽东所重视，推动了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他先后担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奥地利兼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有《从记者到外交官》、《中德建交亲历记》、《五洲风云记》等著作问世。在他的回忆录《静夜思故人》中，谈到了他在从事外交工作期间遇到的两次文化冲突，读来发人深思。
1974年，他在担任驻联邦德国大使期间，接到国内紧急通知，说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影片《中国》是一部污蔑和丑化中国人民的反动影片，如果当地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要由大使出面交涉，表明中国的立场。为什么规定要由大使出面？他感到非同寻常。后来才知道江青对这部影片发了脾气，大骂外交部、驻外使馆事先不注意防范阻止，事后交涉不得力，为此外交部新闻司长彭华和驻意大利大使沈平都受到严厉批评，调动了工作。于是，他命驻西德大使馆全力投入，查看当地电视台是否放映这一影片。结果发现电视一台有转播，于是约见台长。台长向他解释，西方的电视台同中国不同，台长无法干预各部门安排的节目。实际上是拒绝了中国大使的交涉。并且，电视一台不久又在晚上黄金时间把这部影片重新放映一遍，在放映前还说明中国大使对此进行的交涉，德国观众差不多都看到了。阻拦影片放映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影片的影响反而更大了。驻其他国家使馆交涉的结果也差不多。本来，电影院一般是不放映纪录片的，因为中国使馆的交涉，引起社会关注，电影院反而放映了。还有一些电视台和电影院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希望中国使馆发表评论，实际上是让中国抗议声音起到广告效应，吸引观众。平心而论，安东尼奥尼对中国并无敌意。只不过他的写实视角与江青规定的歌颂基调差异太大。江青又想以此为由，向党内某些高层领导人发难，才引出了如此尴尬的局面。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方面总算收回了对安东尼奥尼的不实之词。
1982年，王殊先生出使维也纳期间，又遇到一次不大不小的文化风波。
由奥地利音乐家雷亚尔创作的轻歌剧《风流寡妇》，是一部名作。故事的梗概是：在巴黎担任蒙德维尔共和国大使的泽塔男爵收到来自本国的加急密电，指令他要极力设法使动身来巴黎的年轻貌美的富孀安娜嫁给本国同胞。因为她从已故的银行家丈夫那里继承了巨额财产，如果她嫁给异国男性，蒙德维尔共和国将失去这笔财富。大使立即指使唯一的单身汉、年轻的秘书丹尼洛去讨好安娜，以便把她娶到手。为使丹尼洛顺利赢得安娜的芳心，大使又给自己年轻俏丽的妻子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让她引诱那些追逐安娜的异国男人。大使嘱咐妻子：务必把握分寸，万万不可假戏真演。此剧一波三折，最后安娜当众宣布嫁给丹尼洛，外交官们纷纷祝贺这对新人。全剧在欢快的《如果没有女人，世界对我们来说就不可爱了》中闭幕。截止到1970年代，此剧在全世界用二十多种语言演出了五十万余场，唱片销售五千万张。居奥地利轻歌剧票房之冠。
1982年末，维也纳剧院协会负责人拜访王殊大使，说维也纳轻歌剧院应邀在1983年夏季到东京等地演出，希望顺便到北京、上海演出。他们不收报酬，中方负责食宿和部分交通费即可。而且说，台湾已经邀请他们到台北等地演出，并且愿意支付报酬。他们考虑到中国和奥地利的友好关系，决定选择中国大陆，而不去台湾演出。王殊知道维也纳轻歌剧院及其乐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他们到国外演出报酬很高，中国当时难以单独邀请。这次顺道访问费用不高，机会难得。尤其是他们决定不去台湾只去大陆，是友好表示。他对这种友好表示予以感谢，答应尽快转达国内相关部门。可是报回国内之后，很久没有得到答复，几次催询，仍无消息。轻歌剧院赴东京日期临近，王殊很着急。正好赶上他回国休假，于是前去有关部门询问。才知有关部门收到王珠的报告后，召集了一些文艺界、包括音乐界人士征求意见，大部分人同意邀请，有些人犹疑，极少数反对。有人说，寡妇已经很麻烦，再加上风流就更够呛了。王殊找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此剧的内容，说明本该译为《快乐寡妇》，没有“风流”之意。但仍然说不服他们。这时轻歌剧院已经到东京演出，一场中奥文化交流的佳话就此泡汤。当时有人说，如果译成《快乐的未亡人》，就不会发生这种啰嗦事了。
1986年，辽宁歌剧院终于在沈阳演出了这部名剧，颇受欢迎。接着到北京演出，王殊应邀观看。奥地利驻华大使魏德设午宴招待辽宁歌剧院全体人员，王殊也参加了。2001年，维也纳轻歌剧团终于来到北京、上海，让原汁原味的名剧《风流寡妇》与中国观众见面。
这起风波源于文化管理者的知识缺欠，事情最后虽然得到了弥补，但历史的遗憾毕竟还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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