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强/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以去年10月28日天安门事件和今年昆明“3.01”暴恐事件为标志，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从新疆向内地蔓延，进入快速上升阶段，开始遭遇“911”后美国反恐所经历的一些现象。
对内，中国有必要整合国内反恐防恐资源，发挥群防群治优势，提高对恐怖威胁的预知、预防和打击能力，增强境内安全。对外，中国有必要通过必要的国际合作，筑高国门防线，建立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的国际阵线，防止其内引外联，御恐于国门之外。
中国反恐进入深水区
自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事件起，到此次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新疆暴恐事件已开始出现升级和“外溢”现象。事发地已经从过去的新疆地区向外扩散，由针对军警等政权硬目标转向人员密集和具有轰动效应的软目标，旨在制造更大的恐怖效应和威胁。“金水桥”事件和昆明“3.01”暴恐事件是中国恐怖威胁的标志性事件，今后国人都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恐怖活动将长期存在，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
中国面临的恐怖风险上升，是在国际国内恐怖大气候变化下发生的，要准确判断目前所处的反恐环境，就有必要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从国际恐怖活动的周期性现象来看，20世纪30、40年代，以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都经历了恐怖活动高发的阶段，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活动，也大致符合这一周期，并且也有此国际背景。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地区乱局产生的恐怖祸水冲击新疆，发生了一系列恶性暴力恐怖案件。
目前，美国正加紧从阿富汗撤军，盘踞南亚的国际恐怖势力也出现异动，“外溢”威胁加大。特别是中东、北非动乱以来，新一波跨国恐怖活动正在加速形成，叙利亚已成为多国暴恐分子的实战训练场所，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
中国面临的新一轮“东突”恐怖威胁，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密不可分。一方面，外面的“东突”暴恐分子是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分裂活动的武装恐怖团伙，有长期在境外活动的历史基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就长期盘踞南亚，并与“基地”组织密切勾结，而且还与当地极端宗教势力和黑恶犯罪势力勾结。另一方面，境内的暴恐分子或多或少受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摇控和影响，不仅境外“东突”恐怖势力派人向境内渗透，一些暴恐分子有境外受训的背景，而且境内外的暴恐人员联系还体现在网络联系上，境内的恐怖分子从境外发布的宣扬极端主义和暴恐战术的视频中有组织学习和运用，恐怖威胁日益加大。事实上，诞生在新疆的多个“东突”恐怖组织早已经将组织核心转移到境外，通过人员渗透和远程指挥等形式，在中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如果再考虑进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美国及西方所持的反恐双重标准，更不难理解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的意涵了。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和海外利益增多，且又多集中于高危动荡地带，更要加倍警惕此轮风险。其实，用砍刀棍棒搞恐怖袭击，其影响并不亚于“911”式的飞机撞击，同样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大幅增加政府的反恐安保成本，同样是与全体人民作对的恐怖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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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反恐：构筑全民防线
反恐是一场消耗战和拉锯战，需要精打细算，应以尽可能小的投入来取得最佳的反恐防恐效果，增进国内安全。
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增强全社会的反恐意识。对于中国内地来说，遏制恐怖活动的手段上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反恐意识需进一步强化。现在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暴恐分子往往利用民众的疏忽大意和安防措施的薄弱环节。最经济有效的防恐办法应该建立在社区和民众的基础之上。“人民防线”、群防群治是中国的传统优势，连美国在“911”后也提出了“全民反恐”的创造性举措。2009年，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珍妮特纳波利塔诺宣布“若看到，要举报”的全民反恐战略，并且强调：“必须把民众当作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而不仅仅是受保护的对象”。各州联邦政府也推出了新的“全民反恐”措施，如洛杉矶警察局推出名为“我警戒”(iWATCH)的反恐预警新系统，通过宣传手册、公共服务信息和社团会议向社区居民宣传反恐知识，明确告知人们应该及时报警的可疑情况。对于中国老百姓言，自觉加入到反恐防恐工作，发现异常及时报警，已成为新形势下维护个体安全的责任，也是反恐第一道防线。
反恐防恐的核心是早发现、早预警，防范袭击事件发生，在恐怖袭击发生前果断采取措施。而做到提前预警、提前处置，关键问题是情报工作。目前反恐情报搜集主要由军队、武警、公安、安全部门负责，由于分属不同系统统辖，且实行垂直管理指挥，各情报系统间尚未形成互联互通的闭合系统，在反恐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当下，亦因通信器材制式频率仍未实现互联互通。必须组织全方位、多渠道、网状化的情报配系，并建立一套情报上报汇总的网络，重视和利用群众情报网的作用，及时全面了解恐怖分子动向，为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提供准确情报支撑。
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特别要重视利用大数据分析来提高防恐能力。如今，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反恐在国际上已成趋势。相关资料显示，通过综合利用恐怖分子平时产生的各种信息，包括通话、交通、购物、视频等，对恐怖行为发生前进行预警和事后分析排查，越来越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要反恐手段。
国际反恐：
建立打击“东突”国际阵线
面对国际恐怖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其跨国性和全球性，国际合作尤其必要。中国政府在国内推动行之有效的反恐举措的同时，理应内外并举，逐步通过有利于打击“东突”恐怖活动的国际合作，建立有针对性的国际反恐阵线。
国际反恐合作一直是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威胁的薄弱环节，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一，恐怖主义虽是人类公敌，但美国和西方国家却用双重标准看待发生在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恐怖事件，有时故意选择性失明，其中有不言而明的地缘政治考虑，甚至不排除还有将恐怖分裂活动作为其战略工具的考虑。其二，中国现在还不拥有美国那样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话语权，美国在“911”事件后把反恐上升为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不支持美国反恐就是与美国为敌，美国向恐怖分子宣战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支持和配合，并构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阵线”。中国尚不具备以恐划线使全世界选边站的实力，但却能够从现实中分清敌、友、我。
怎么打“国际反恐牌”，是摆在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首先，昆明“3.01”暴恐案提供了增强中国反恐话语权和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的契机。从联合国安理会声明到世界各国对昆明暴恐事件表谴责，对受害者表慰问，再一次显示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恐怖主义袭击就是战争。美国和西方面临事实，态度有所变化，也不得不承认昆明案的恐怖性质。我们应该从加强反恐反“东突”的外宣工作，移步向国际展示“东突”恐怖威胁的证据，这并非是要博得其他国家的同情，而是要争取为我们下一阶段的严打工作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其次，打“国际反恐牌”可由易到难，重点加强在打击“东突”恐怖威胁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合作，运用好已有的地区反恐合作平台。“911”之后，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反恐合作中，与全球反恐国家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积极开展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合作，已就共同打击极端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取得高度共识。因此，下一阶段要重点深化上合组织关于打击“东突”恐怖的合作，实现多国之间情报互联互通和执法合作，提高反恐防恐能力。
再次，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反恐合作虽有难度，但尚有空间。“东突”恐怖势力对欧洲一些国家也有威胁，中国应在寻找反恐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参与西方国家现有的一些国际反恐机制活动，逐步扩大中国打击“东突”恐怖的国际共识。同时，对于西方国家支持分裂势力的公然做法，不能打掉门牙肚里咽，必须采取相应惩戒措施，谁损害中国的尊严和利益谁就要付出代价。
当然，国际反恐合作途径在于交换，根本必须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从长远来讲，只有强化中国在全球的反恐情报力和境外反恐行动能力，才能打好“国际反恐牌”和建好打击“东突”恐怖的国际反恐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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