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个朋友发来短信，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认为‘习中央’（即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主政的反腐能否写入历史？”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颇有深度。因为，世间万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历史，但“他们”与“它们”能否被人写入一个国家的史书却要经历无情的筛选。而筛选者却往往是构成社会成员多数的公众，特别是可以影响媒体和决定网络趋向的公众之口与公众之笔。
在北京，最具人气最接地气的某TAXl司机对我说：“习近平如果早上来几年就更好了。”问之何意？答：“中国的腐败就不会这么严重。”可见，在“习中央”的新政中，反腐败大概是最令中国公众感到兴奋，也最令外界感兴趣的政绩了。一年来，习近平和中共新领导集体在反腐倡廉中的动作的确不同凡响。大概是受到其父习仲勋以及毛邓时代领导人语言风格的影响，年初，习近平曾用一种极平民化的比喻说明了自己的反腐主旨，即“老虎苍蝇一起打”。负责纪律检查的主将王岐山则把这句话落实为“软硬兼用、标本兼治”的一系列行动中。
所谓“软”，是指事先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打招呼，也就是类似预警式提醒和类似在传染病到来之前的打预防针。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中国的各种节假日到来之前，中央政府及时发出了各种“禁令”。因为在极为重视节庆的这个国家，节庆当口恰恰是各个领导机关利用特权大量收受各类名目繁多的礼品（包括贿赂）的机会，也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最为风行的时候。前几年，中国各省市基层单位为得到各类项目的国家承认，取得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形成了一股“跑步（部委）前（钱）进”的行贿之风，就往往选在了传统节日临近时刻。在权力部门云集的北京，每到节日前夕，国务院各部委门口都会出现一种十分奇特又火爆的现象：京城的各路小商贩闻风而至，纷纷打出高价收购烟酒礼品的广告。于是，各部委内的公职人员（包括勤杂工炊事员公车司机）与这些小贩也就心照不宣，把收受的大批吃不掉用不完的礼品统统转换成了现钞。现在，这种可耻的灰色“生意”不说绝迹，至少也是很不景气了。因为在中央表现出的人性化的、软的“警示”的背后，则是对敢于无视纪律和反腐规定者的严惩。
“习中央”在反腐败中最强硬的态度更表现为一年中对多达2万多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其中有31名是由党中央直接管理的高级干部。在这些人中不乏有正在被调查的正部级官员，如名声很坏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也有可视为“内阁成员”的国资委主任以及历来不太受约束的外省市的高级大员。除此之外，对已处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的薄熙来的透明度很高的庭审和宣判更显示出在反腐问题上的不妥协。
在“标本兼治”方面，王岐山在他主政的党内外检查监督领域有大刀阔斧的表现。他所进行的鲜为人知却十分有效的制度性改革是把监察部和中纪委的议事协调机构大大压缩，从125个狠狠压缩到仅有14个。同时，精明的他对中纪委派出的各路巡视员在职责、任期和权限上的重新定位和严格要求，也使以往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纪检监察人员再不敢懈怠混日子。2013年查处大案、要案以及立案调查的腐败事项之多，毫无疑问与上述的治本之策得以实行有着密切关联。
“习中央”的反腐新政广受支持很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一些有识之士也表示了某种担心，因为他和新的中央集体踏上的这条反腐之路依然很长，而且坎坷颇多、风险度甚高。习近平自己也意识到其中的症结，因此才多次指出，“反腐形势仍然复杂而严峻”。中国反腐形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因为党内外长时间缺少反腐败的强大压力、强大声势、雷厉风行的查处、切实有效坚决的防范。以至于在某种程度呈现出高发、甚至是泛滥的势态。
那么，在2014年，中国“习中央”的反腐新政能否继续下去呢？笔者以为关键的环节是能否直面现实和敢于碰硬。直面现实就是要直面中国的腐败现象己经从个案、窝案，向全行业的贪污受贿甚至经济犯罪的方向漫延！金融证券交通工商财税出现的腐败仅仅是个人或几个人的窝案吗？因此，笔者所说的敢于碰硬，其一是要敢于把利剑指向腐败多发的某些行业。其二，就是要敢于把利剑指向位更高、权更重者。绝不能把某一层级的领导人设为反腐禁区，绝不能出现21世纪版的“刑不上大夫”，必须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无畏精神和社会正义。
其实，坚持反腐败还能为全面深化改革起到极大的聚拢人心振奋民气的作用。中国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蓝图。但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到，疲惫的人心以及公众在各种腐败丑闻和对财富分配不公中感到的愤怒，使改革家们所期待的广泛响应，远未达到。笔者以为，只有通过坚决地反腐败，才能向公众展示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具有出色的社会治理能力和资源统合能力，也只有通过坚决地反腐败才能让人相信中国执政党对公众利益的高度重视与真诚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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