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3月世界很不平静。乌克兰克里米亚局势导致了美欧与俄罗斯的对抗，MH370的失踪引来了26国的全球大搜寻。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今天的世界，冲突与合作同时并存。中国政府在这两件事上的表现，得力、恰当、及时，说明了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在国际事务上的“求同”姿态。“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习近平在核安全峰会上的主旨发言，突显了他稳重且不失战略眼光的外交风格。
“气场”即风格
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他忙禄的外交活动时，就不禁联想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时的情景。
那是30多年前，在1982年秋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当时他正在给身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的耿飚先生当秘书。耿飚个子很高，一头白发，腰板笔直，湖南口音，声音宏亮。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位既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又在五、六个国家当过大使级外交官的将军，气宇轩昂地走进河北组的会议室时，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同样身高、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的青年军官。这位颇为帅气的年轻人就是29岁的习近平。大概因为这一老一少军人的亮相给人的视觉印象太强烈了吧，在场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了他们，也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之后，便是全国著名的女劳动模范吕玉兰和那位曾一度为国歌添了新词的诗人田间向耿飚提出要求，请他讲讲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特别是他本人直接受命于华国锋，单身匹马接管广播电台的传奇故事。此时的“习秘书”只是浅浅地笑，做着笔记。
我为什么会在注视眼下习近平频繁的外事交往时，会记起这样一幕呢？这是因为我在和许多国人一样品味、思考着这位上任两年的国家主席的外交风格的同时，还在不断地琢磨、探究是什么内外因素和环境造就了他对外交事务的理解，对国际大势的把握，对各国概况的熟悉，对人民共和国红色外交的了解。我相信，无论是谁，无论他升到了权力阶梯的哪一层，无论他有怎样的智商，如果不具备“基础知识”和“基本经验”，他都会在外交中遇到“狙击”和“露怯”，都会有紧张之状和窘迫之时。
说实话，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与非洲时，许多中国公众都曾经为之担过心。他会不会用一种不懂装懂的夸张与炫耀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他会不会在一种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中紧张得肢体僵硬面无表情呢？然而，当这位新的国家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表现得大方大气，毫不拘谨，而且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得体而亲切时，人们悬着的那颗心才落定踏实了。普通公众当然不可能知道高层的国家层级的外交话动的内幕，也不会对繁杂的细节有多少兴趣，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国领导人的举止，偶而传出的几句“同期声”，以及在新闻媒体中被炒作的各类花絮。而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却构成了一个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中的“气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所谓风格。习近平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在堪称密集的双边与多边外事活动中，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在亲自参与各类国际峰会中，迅速形成并展现出了他自己独有的外交风格，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耿飚的调教
那么，习近平的外交与国际往来的“基本素质”、“基础知识”和“基本经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首先就是学习。从许多媒体所披露的习近平早年的人生经历来看，无论他曾经插队落户的陕西农村老乡，还是他参军入伍后见过的部队首长，以及他在基层工作时结交的同事，无一不在回忆中提到习近平的酷爱读书。“那娃不大说话，每天干活回来就是‘躲’（方言，有不事声张之意）在屋旮旯（方言，指室内不显眼处），抱着书本本，读呀读！”这就是陕北农村那些婆姨对他的描述。至于他在农村那几年是否看过那个年代的一本极为畅销的工作书《各国概况》，以及后来为毛泽东所推荐过的美国学者海斯、穆恩的《世界史》，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我知道，在当时北京的中学生里，读《各国概况》、读《世界地图》真的是许多大男孩的一大爱好。大概因为北京是“文革”当中唯一一座老百姓尚能较多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街道居委会的大妈大婶也整天拿着纸卷的喇叭在胡同里喊：“外宾如果到咱们这儿参观，不要围观，态度要不卑不亢”……这些都在无形中“培养”出北京孩子对世界对外交的浓厚兴趣与好奇。
我甚至见过一帮北京初中生竟会玩这样的“打赌”游戏，内容是甲方说出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乙方就必须准确地说出这个国家的首都名称和中国驻该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姓名！这种游戏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地枯燥，但对当时习近平那个年龄段的青年来说，却有无限乐趣而且乐此不疲！还可以透露一点的是，据本人的可靠信息来源说，习近平在年轻时代与外交部大院的同龄人有过颇多接触。在那个大院里曾住过许多著名的外交家和外交官：黄华、乔冠华、王幼平、许建国、焦若愚、章文晋、宦乡、李肇星……这些人因工作需要拥有的国人见不到的国外书籍和其他文化产品对孩子们的熏陶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这种特殊的影响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世界并不遥远，外国并不陌生。
可这种关注外交的社会氛围，是北京这种特殊的“政治地理圈”（包括全国独有的“大院文化”）所造成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必受其影响。习近平当然也不例外。那么这能不能算是一种“童子功”呢？
如果这不能算是真正的“童子功”，那么下面所说的“家学渊源”就真是名符其实了。习近平之父习仲勋身居国务院副总理，虽不直接分管外交，但外事工作在国务院和党中央领导层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对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评价，估判中国在其中所受影响、所应发挥何种作用的高层决策过程，尤其是大外交家周恩来总理的一举一动，习仲勋作为周的助手都是很熟悉的。正是父辈的这些经验和感受，不用言传只靠身教就已有足够的外溢效应了。况且，习近平还在著名的将军外交家——耿飚那里，受到了最直接最经典最良好的外交工作经验的浸润与传授呢。
耿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驻外大使。这批外交官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军兵团级的高级将领，让这些骁勇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去当外交官，是毛泽东的主意也是他亲自点的将。毛泽东、周恩来把包括耿飚在内的这十几个将军外交官称为“文装解放军”。并说他们的最大优点一是立场坚定“不会跑”，二是打过仗，有战略头脑，懂战术，能开辟外交新战场。耿飚先后担任了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并兼任驻芬兰、丹麦的公使。习近平给这位父辈级的首长当秘书，所受的调教、所悟出的道理和外交真缔可说是终身受益。这岂是看几本教科书的外交学院的学生所能相比的？耿飚给这位年轻的习秘书的评价就5个字：“人好，爱学习！”
刚柔共济
80年代中期，习近平就来到了基层。按常人理解，到了一个河北的县城当“头头”，与外交大概就要相距十万八千里了。但是，他担任县委领导职务的年代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年代。在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充满政治浪漫色彩的年代，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只要他有要求有追求，同样有机会向国外一切先进之处学习。有一点必须指出，无论是在基层还是后来在高层，习近平始终都是以抓全局抓全面的身份，从事对外交往的。他不是以一种纯专业纯技术（如财经、科技）的干部，或某个系统（如共青团、工会）的干部，这样一种单一的面貌出现的。这种经历就使得他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对发达国家如何进行全局性统筹与全面管理有着更有深度的观察与思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独有的外交风格的基本原因了。这些基本原因首先是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第二就是首都北京的政治地理环境；第三是他的“家”学深厚；第四就是他的全局性工作经验。当然，无论是怎样的基本素质，就习近平个人来说，就是一句话，对这个世界我并不陌生。
正是由于世界对他来说，并不感到陌生，所以他才能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应付裕如，不僵硬不拘谨，总是能带着一种宅心仁厚的微笑，倾听着别人、阐述着自己。记得他任国家副主席出访拉美国家时得到的最多评价就是，“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习是一位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目光专注而不闪烁的人。他懂得尊重别人，也深知对话的价值。”
正是由于不感到陌生，所以他才能在双边或多边会晤时，大大方方地直抒己见，把一个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构想，用别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巧妙地传导给对方，结果就好像是双方的共同创造。譬如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譬如开辟新的“丝绸之路”和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提出到得到对方或多方的认可，似乎都是水到渠成般的自然。
正是由于不感到陌生，所以才有今日中国外交上的刚柔共济、进退有序、同时也会适时地加以“亮剑”。我们可以出席索契冬奥会以示支持，但不等于不在联大就乌克兰问题投弃权票；我们可以邀请总统夫人家人访华，但不等于不在核心利益上提醒对方“请保持中立不要选边”。对于少数周边国家的挑衅言行，习立刻召开建国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而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一年内奉命举行了近50次的军事演习。
同情世间疾苦，心系天下苍生，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和开拓广阔的空间，真诚地愿意为世界做出贡献，时刻体现中国对国际上一切进步正义事业的责任担当。这大概就是今日中国外交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会不断映衬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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