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
今年4月18日，是温济泽先生诞辰100周年。温济泽先生逝世于1999年，享年85岁。在他的晚年，我曾数次到他家拜访。他慈眉善目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温济泽先生一生建树甚多。最后的职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可谓桃李满天下。但他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则是推动实现了王实味的平反。
王实味生于1906年，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抵达延安，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译著逾200万言。1942年，他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对延安的负面现象提出批评。他说，某些机关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在干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他主张，“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的观点得到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引起了一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的强烈反感。毛泽东从报上看《野百合花》后，让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王实味因而成为整风的重点对象。先是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座谈会，批评他的思想错误，说他讲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继而揭发他有政治问题，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往来，帮助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说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王实味始终不肯反省。因他和成全、王里、潘芳、宗铮两对夫妇来往较多，就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1942年10月，中央研究院党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1943年4月，王实味被逮捕关押，又加戴了“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虽未破裂，但相互关系相当紧张。国民党方面看到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编印了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到处散发，并加上按语：“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作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王实味被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7月1日秘密处死，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王实味，说他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但不应当杀。
毛泽东去世后，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胡耀邦等人推动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王实味夫人刘莹也提出为丈夫平反的问题。平反过程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李维汉，一个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温济泽。李维汉是中共十二大当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说话有份量。他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他说：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因之，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个错案，应予平反。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1982年，中组部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但王实味平反遇到托派问题的阻碍。1984年8月，李维汉临终前托咐温济泽：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
1985年5月，王凡西在香港发表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说“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澄清了王实味的托派嫌疑。
1986年6月，新华社发表了《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其中说到：“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也为《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提到的王实味重新作了注释：“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这一注释，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逄先知主持作出，经胡乔木审阅同意。
1986年11月，温济泽给中央组织部写报告，提出了三条建议：1.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1988年3月，温济泽再次写报告，通过中央组织部一位离休老同志之手，送到部长宋平办公桌上。宋平审阅后，批转公安部办理。公安部6月30日即派人与温济泽取得联系。同年底，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材料，送有领导批阅。1991年初，中央领导人圈阅了这个报告。对王实味平反。参与划圈的14位领导人，都划“○”表示同意；对恢复王实味党籍，只有两位领导人划“○”。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并派人向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刘莹当时已经85岁，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于送来的1万元慰问金，她坚决不要，最后决定全部捐献，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温济泽关于召开座谈会的建议未能付之于实施。他只好写出《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接着，他又组织人编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1993年10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曾一再重演。王实味事件由于发生时间早，影响大，牵扯人员层次高，因而在中共党史上具有特别的标本意义，给中国未来保障人权，杜绝文字狱，走向法治和宪政，提供了血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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