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不再是中国南方偏远的一座城市，近日广东茂名发生的针对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已经发生过多起，大连、厦门、宁波、昆明……一个能为当地带来财政收入、提供就业岗位的项目怎么会在落地时遇到如此大的阻力？
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威胁民众的生存
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0%，举世瞩目。但其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质量远没有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亮丽，并且，为经济增长付出了过大的代价。
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中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的，不得不面对计划经济留下的沉重历史遗产。民众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势的政府，一个权力还没有完全受到民众约束的政府，一个几乎控制了所有重要经济资源的富有政府，一个拥有强大国有经济部门的政府，一个对民意反应尚且迟钝的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晰、不科学，生产要素市场得不到有效发展，生产要素的价格反映的是官员的判断而非其市场稀缺程度，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得不到政府自身的充分尊重。
低质量的经济增长已经威胁到了民众的安全与健康，甚至基本生存。在其他表达民意的渠道不够畅通甚至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就成为了他们无奈的一种选择。
社会矛盾在环境与公共健康领域的一个投影
可以把一系列针对PX项目的事件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不断积累、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与公共健康领域里的一个投影。中国的社会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生态环境无不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快速积累并日趋尖锐化的不稳定时期。整个社会蕴含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发酵，一旦出现一个合适的导火索就极易演变成一场群体性事件，这就是为什么维持社会稳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会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压倒性的工作。越是离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改革近的领域，维稳的强度就越大；反之，维稳的强度就越弱。这样，在预置了众多敏感领域、敏感话题的前提下，环境保护与公共健康这些至少在表面上远离意识形态的领域，就特别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领域，群体性事件常常在地方政府维稳的薄弱环节爆发。这也是为什么环境保护领域是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最活跃的一个领域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什么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会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常见诱因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PX项目屡屡引起民意强烈反弹，不单纯是因为环境与公共健康问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广泛的基础。这里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区别，有直接的导火索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矛盾基础的区别。从这个层面上认识问题，就能认识到，环境与公共健康领域的类似冲突，难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在短期加以彻底解决。因为在这些群体性事件背后，在其深层涌动着的、还在不断聚集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是无法在短期内获得解决的，甚至是无法在短期加以缓解的。
这些社会矛盾的化解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路——全面深化改革。只有通过深层次的改革，通过全面的改革，通过制度的现代化，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迈向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和自由与繁荣的道路。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前所未有。由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增量改革为中国赢得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特殊利益集团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壮大的过程。在今天，深层次的改革已经难以再现改革开放初期皆大欢喜、各利益团体多方共赢的局面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受到资源环境、贫富差距、官员腐败、不合理的经济管制的严重制约，要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只能通过制度变革。
但是，中国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改革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如果把深层次改革看作是一场革命的话，这次改革就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显然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在今天，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指向政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简政放权，权力清单，预算透明，打破行政垄断，国有企业改革，设立自由贸易区，加强社会管理，都是要削减各级政府权力，加强各级政府责任。如此，包括PX危机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得以缓解。
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源于民众的个体生存经验
民众把PX项目看作是洪水猛兽，表现出高度的敏感，除了上述原因，也与政府公信力衰弱，决策不透明直接相关。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在口头上一直在宣传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健康幸福的重要性，但在行动层面上，表现出的却是“速度挂帅”，以牺牲环境、健康和未来换取当前短期的发展和利益。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许多破坏环境、损害居民健康的工程项目能够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甚至依靠信息管制和强力维稳强行上马，导致生态环境和人们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类似“癌症村”这样的新闻始终不绝于耳。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怎么可能不日渐衰弱呢？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越是澄清，民众越是不相信，地方政府越说没有，民众就认为越是有。民众这样的判断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坦率地说，这样的判断主要来源于民众个体层面自身的生存经验，而不是受到什么“妖言”的迷惑。地方政府在许多民众眼中就是那个总喊“狼来了”的孩子。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坦诚、开放、透明就是最好的重塑公信力的途径。如果自作聪明，只能是弄巧成拙，事与愿违。
密室政治已不合时宜
许多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于搞“密室政治”，不习惯于接受民众监督，决策程序不透明，不科学，一切都是主要领导说了算。这种封闭的决策方式根本无法让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民意得不到体现。
由于民众无法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自然也就失去了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反复讨论深入了解项目实施的真实后果并在此基础上与各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的机会与渠道。地方政府通常都非常傲慢地习惯性地将当地民众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在引发群体性事件之后，通常的第一反应也是习惯性地控制舆论并采取强力措施予以压制。等到压制不成或遇到上级政府部门的压力后才会采取暂时冻结项目之类的缓兵之计，以图未来东山再起。地方政府决策程序的科学透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也绝对不是一纸规定就能轻易解决的。正如听证会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一样，决策程序的科学透明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大问题，反映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大问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处于这种“急不得”和“等不得”的两难之中。
专业人士公信力下降与媒体资源的浪费
民众对PX项目的种种误解也与专业人士公信力丧失有关。长期以来，在政府“一股独大”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依附性越来越强，他们身上本应有的独立性、专业性与公信力也随之逐渐丧失了，而独立、中立、专业应该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基础。
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供职于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中，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专家学者们唯行政权力和科研经费“马首”是瞻。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中，政府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几乎没有例外地成为论证项目可行的报告，而不是是否可行的报告。这就是为什么专家常常不被民众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PX项目问题上，也许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其他项目上呢？那些破坏环境、损害居民健康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环境评估报告是什么人做出来的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塑专业人士公信力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重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过程，而不是个别专家的诚信或专业水准问题。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而曲折的，但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必经之路。
在对PX项目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方面，国内媒体也大有反思的空间。中国有上千份杂志，上千份报纸，上千家电视台、广播电台，扪心自问，有多少媒体资源被配置在宣传科学与民主上面了，有多少资源配置在播报领导讲话、各种会议简报、各种迎来送往以及婆媳剧、宫斗剧上了。某种意义上，新闻传媒领域设置大量敏感话题与舆论禁区，导致娱乐八卦畸形繁荣。民众科学素养方面的欠缺，难道是一个简单的民众个人层面的素质问题吗？这其实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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