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曾经两度赴中国驻外使馆武官处工作，加起来时间长达12年。巧合的是，两次驻外，去的都是德国。先是在民主德国，然后是联邦德国。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一辈革命者王国权就是我在民主德国工作期间的领导。
2002年2月24日，我收到宋登华寄来的一封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一本《王国权常玉林书画集》。
宋登华是我的老领导。他生于1918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曾在老家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所在部队战功卓著，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军队外事工作的需要，他被抽调到武官班学习，从此走上军事外交工作岗位。他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第一任武官，我到民主德国武官处工作的时候，他是民主德国武官处的武官，因此也是我的直接领导。
那都是40多年前的事了。在2002年2月我收到的信中，宋登华说，他去看望了王国权大使和常玉林参赞，一起回忆了在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的同事，以及经历过的重要事件，“兴奋之余，又感慨系之。大至一些国家变色，细至人事变迁，都让人难以忘怀。刻骨铭心，又觉得很突然偶然……”
这封信，也勾起了我对那段难忘岁月的回忆。
记得那时候，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睦融洽，仿佛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而把大家凝聚在这个大家庭里的，就是王国权大使。
王国权就像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他特殊关照，有时候我因公外出，回来晚了一点，他就在使馆大厅里等我，直到我回来。使馆里凡是有年轻人结婚，只要邀请他，他一定出席，并且诚挚地祝愿新人互谅互让，白头偕老。我在民主德国工作期间，就有3对新人同时举行婚礼，由王国权主持。后来，这3个家庭都夫妻和睦，幸福美满。
王国权和常玉林就是夫妻恩爱、相伴终身的典范。1987年3月，常玉林70大寿时，王国权专门赋诗致贺：“玉林转瞬入古稀，身心健康轻步履；夫妇相伴数十载，相亲相爱又相依。……祝愿你能享长寿，夫妇深情永不移。”这年年底，又是王国权75岁生日，常玉林同样作诗以酬：“……古稀之年志未已，忧国忧民情更切；我愿伴侣松鹤寿，亲朋老友皆欢乐。”
除了担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外，王国权还担任过驻波兰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驻意大利大使。王国权担任驻波兰大使期间，同时还兼任中美华沙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主持了中美之间第121－133次华沙会谈。其中在1966年3月的第129次会谈上，美方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称谓。
1971年8月，日本著名政治家、一直主张日中友好的松村谦三去世。王国权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特使，赴日参加悼念仪式。当时中日尚未建交，王国权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日本开展了一系列“人民外交”活动，有效地打破了中日关系的僵局，被日本报纸称为“王旋风”。
王国权自幼喜爱书法，读私塾和小学期间，曾临摹过欧体，十四五岁的时候，由于无钱购买纸墨，他还在叔父的指导下，用麻刷蘸黄泥在河边石板上练字。离休之后，闲暇渐多，王国权重操翰墨，研习书法，取得了很大成就。有评论说，他的书法“笔端裹挟风云之气，形成了浑厚博大的独特书风”。他还担任了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校长等职。与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常玉林，也在离休之后，不顾视力不好、右手震颤的弱点，在一无根基、二无老师的情况下，自学书画。后来，常玉林的右手因为生病不能使用，她更以超人的毅力，用左手写字作画，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举办过个人画展。
2000年11月，王国权、常玉林夫妇精选了一批书画作品，连同友人馈赠的书画精品，出了一本《王国权常玉林书画集》（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2月，宋登华拜访王国权和常玉林，念及我的爱好，特地请他们在《王国权常玉林书画集》上为我签名留念。
2004年，王国权因病去世。2013年底，宋登华也在京去世。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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