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场自来水危机，兰州被逼到舆论风暴眼上。这场危机，也让兰州饮下“祸水”。
4月10日17时，兰州水企威立雅发现自来水水质异常，在连续做了4次水质检测后，确认苯严重超标，并于11日凌晨5时上报给兰州市政府。11日11时，被污染的水被切断，12时，新华社正式公布了该消息。这引发当地市民抢水潮。直到14日7时，兰州全市自来水恢复正常供水。
在此期间，“两个舆论场”俨然陷入断裂状态：当地官方称，在此事件上政府行动坚决果断，处置效果明显；可民众对此说法，却颇多微词。
而今，随着供水恢复正常、调查循序展开，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的关注度，也正在降温。它终究没能跳脱半衰期的“手掌心”，但也应看到，舆论热度“退烧”，并不意味着集结在这场饮水危机上的多重疑结就此消解。
祸患积于忽微，“祸”水酿成，虽算得上是“突发”，却不是“偶发”：风险的长期性积压，早已埋下了伏线，蓄势待“爆”，表象性的偶然因素，则充当了引爆点。兰州此次自来水危机，就遵循着这“危机衍化定律”。而从当地政府、自来水企业等多方表现看，它离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显然还有差距。
前后抵牾的危机公关
这次危机爆发后，兰州有关方面迅即被推上舆论风口，质疑声纷至沓来：从水厂检出苯严重超标到官方通报，时隔18个钟头，被疑警报来迟；而在信息发布中，发现苯超标时间“多变”、苯含量也“跳水”，显得颇不专业；它还被质疑，跟3月水异味事件有着潜在关联，“3月辟谣4月成真”……
诸如此类的疑问，指向的是信息披露层面的纰漏：动作缓慢，且信息量寒碜，这跟公众的知情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有意思的是，当地政府在总结陈词中，竟自认为信息发布及时，“从接报、核实、应急处置到信息发布，是严肃的、慎重的、负责的”。这跟公众的观感无疑判若霄壤，也难怪公众对其“自我感觉良好”，并不怎么买账。
就结果导向看，当地政府的应对失措，是很明显的。在收到苯超标的反馈后，它没第一时间切断被污染的水源，做停水决定，而是关起门“折腾”。据报道，在通报前几个钟头，当地在忙着部署通稿，这让人为之忿然：要知道，在紧要关头，分秒必争，稍有延宕，就等于错失“将危害最小化”的良机。
在出现“危机兆头”后，不是循守“预警先于调查”的法则，而是将调查核实作为预警的前置条件，这本就是应急举措排序上的倒置。企业等着政府下令，政府又怕是“虚惊一场”，到头来，只能是百姓遭殃。毕竟，苯检测没法一蹴而就，可公众安全却“等不起”。
事实上，这次危机，也暴露了某些程序性漏洞：如紧急停水权限不在水厂，水厂拉下控制阀门，还须经主管部门授意，在紧要关头，冗长的“决策——实施”链条势必拖危机处置的后腿；而在危害市民健康的紧急问题上，水厂、有关部门只“上报”而无“下报”，也造成事实上的“迟报”。
“先上报再下报”、“先调查后预警”……危机处置上问题连着问题，必然导致应急模式与民众期许间的脱裂。它看上去只是反应慢了半拍，但折射的未尝不是机理性症结：科层化管理体式与“应急需要”不对接，“捂盖子”惯性仍残留，与迟报对应的约束机制乏力等等。这些，无疑需要以程序优化、规范补全，让应急举措真正能“应急”。
隐患升级成“明患”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在源头清查下，“罪魁祸首”最终被锁定在“硬件缺陷”上。一方面，是自流沟已使用60余年，超出设计寿期，年久失修；另一方面，是官网设计混乱，石化管道发生泄露后，在地表下积留，最终渗入收缩缝老化的自流沟，造成水体污染。
对此，涉事水企威立雅显然难辞其咎：早在2003年，威立雅就发现了自流沟隐患，但只对部分进行了小幅修补，罔顾有的自流沟超期服役。供水管网投入不足、养护不到位，让隐患因子攒动着。虑及其在供水上的垄断获利，不肯在改善、维护管道等设施上下点功夫，堪称悭吝。
有人说：兰州水污染事件，凸显了化工围城的后遗症。兰州的化工项目，设在了环境敏感区，水厂自流沟与含油废渣毗邻相处，饮水安全势必受到重化工“包夹围困”。2005年底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即为在前的殷鉴。事实上，在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的评估报告中，兰州的这类问题，就已被提及。而今，风险堤坝也到了“决堤节点”。
揆诸现实，这问题不止存在于兰州。今年3月，环保部发布了“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成果”，指出，在水中污染物浓度相同的情形下，中国居民经口饮水暴露的健康风险是美国的2.4倍，由于规划布局的历史原因，中国有1.1亿居民住宅周边1公里范围内有石化、炼焦、火力发电等应重点关注的排污企业。
此前的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就将化工管道布局乱象摆在公众面前，也引发对油气管道、城市管网的拉网式排查。但如今看，这类排查仍留盲区。兰州自来水苯超标，说到底是“质量报复”，也是隐患向“明患”的必然性升级。可以想见，若不根治水源地“头顶化工炸弹”问题，“苯”祸式惊魂，只怕会是间歇性地出现，让公众频频绷紧安全弦。
都说亡羊补牢，不如防患未然，但这付诸操作很难仅靠口头功夫，还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依托：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区域布局调整、遗留环境问题整治的成本分摊，如何动员企业、居民配合必要搬迁……而攻克这些难题，也是消除隐患的“机会成本”。
不是偶然的“偶然发现”
纵观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诸多元素让人惊心：苯超标比例，自流沟“超期服役”……但更让人惊诧的是，这次苯超标的发现竟是出于“偶然”：据威立雅方面称，苯检测周期是“6个月一次”，按期得到9月才检，该公司在完成上级布置的临时任务时，顺便检了下兰州自来水苯含量，才提前发现了问题。
这让很多人脊背发冷：假如没有这次“顺便检测”，当地百姓是否要喝更久的苯超标水，还是个未知数。不少人由此生出疑问：对自来水苯含量的检测周期合理吗？应看到，自来水检测指标本就繁多，光国家规定的就有106项，按照CJ/T206-2005的行业标准，苯检测不属于常规检测项目，而在各地，把苯作为低频检测指标，也是各地通行做法。也就是说，在两次苯检测的间歇，及时发现苯超标系“偶然”，不会只是偶然。
如今，兰州方面表示，今后常规检测将增加苯指标。这补漏之举，很有必要，但苯检测“常态化”的内生驱动，不应是自觉，而应是硬性规制：如国家已制定了水质检测的规范性标准，但在政策下沉过程中，它应对规范进行“因地制宜”地细化：如在化工企业密集的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区域，当增加对化工污染相关指标的检测频次。与此同时，这些检测指标，也该根据气候、环境等因素随时微调。
更有专家指出，该完善的不止是水质检测指标、频次，还有水质检测监督体系。而这也亟需将水质监测置于无缝约束框架下：应将供水企业自检、第三方机构独立检测、政府机构不定时抽检结合，并定时同步公示检测结果的水质监控机制。
如果说水质监测是饮用水安全的“最后防线”，那强效问责，则是“防线的防线”，是倒逼涉事政府、企业依规履责的“利器”。
遗憾的是，据媒体盘点，自2004年至今发生的47起影响较大的水污染事件中，有29起是因化工厂泄漏污染引起，可其中被判刑的仅6起，最高刑期为5年。畸轻的追责力度、量罚尺度，与事故发生的危害度明显不匹配。与问责轻对应的，是维权难：比如在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中，针对多位兰州居民对自来水厂的起诉，法院以“不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为由，不予立案。一边是问责畸轻，一边是维权乏术，当法律在水污染争讼上沦为“稻草人”，对污染企业的惩责力度薄弱，它势必造成反向激励。
兰州水污染的个案，恰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多面的病态样本”：事先水质监管羸弱，事后处置失措；事先没“发现并解决问题”，事后给市民维权“制造问题”……附着在这种行政姿态上的“腠理之疾”，不单纯是自来水管理上的沉疴，更是治理上的懒惰和投机。某种程度上，正是“肌无力”的治理，把问题从“纠结”变成“死结”。
兰州“苯”祸，是个待解剖的“麻雀”，个中反映出的诸多症结，如水质监管、危机应对、权益保障上的“捉襟见肘”，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它为各地检视饮水安全上的不足，提供了一个沉重切口，也理应催熟涉及自来水的问题化解机制，逐渐消除公众饮水思“危”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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