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到联邦德国赴任，成为第一位到联邦德国工作的解放军军官。时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的王殊，是一位从新闻记者变成外交官的传奇式人物，正是他，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担任外交官之前，王殊曾经有过24年新闻记者工作经历，其中包括15年驻外记者经历。
王殊是江苏常熟人，生于1924年10月，曾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1946年到苏北解放区，1948年10月调入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在经过一个月短期的记者培训后，他被派往前线采访，此后做了3年军事记者，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战役的报道工作。1951年10月，他被派往朝鲜，任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记者。到朝鲜后，由于他以前学过英文，所以被分配到美军战俘营采访。没想到这一去，他走上了长期从事国际报道的道路。后来，他在朝鲜报道了停战谈判的情况。1956年5月起，他先后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刚果（利）、古巴等国记者。1969年10月，他被派往当时的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记者，开始了人生另一次转折。
在波恩，王殊先从语言学起，学习用德文看报、听电话，并进行一般性谈话。为打开工作局面，他先在新闻界中寻找朋友，拜访各国驻波恩记者，拜访各国使馆的新闻秘书，并开始接触联邦德国政界、经济界人士。在此期间，他逐渐缕清了中德关系的状况，并开始撰写新闻稿件及内部报告。
当时，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同美国开展“乒乓外交”以及尼克松访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开始与中国建交，联邦德国也开始有人提出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当时的执政党忙于推行同苏联、东欧改善关系的东方政策，很少谈到同中国的关系；而反对党对同中国建交表现更积极，特别是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两次对记者谈到，愿到中国访问。在此背景下，王殊认为，如果先做反对党的工作，可能会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他的想法，受到了国内的重视。1972年初，在施罗德的办公室，王殊与施罗德进行了一次长谈，施罗德表示愿意到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王殊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国内，两个星期后，中国外交部发来电报，欢迎施罗德7月份访华。
施罗德访华之事，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很大震动。7月14日，王殊送别了施罗德夫妇和一批记者。几天后，他突然接到国内通知，要求他马上回国。7月21日晚7时，王殊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王殊。原来，王殊在联邦德国写回国内的许多报告，周总理都认真看了，并且作了重要指示，周总理还把这些报告推荐给毛主席。周恩来要求王殊火速回国，就是为了就施罗德访华及中德建交等问题听取他的建议，给他布置新的任务。那次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
其后中德的建交谈判，王殊用“发展比预料的快”来形容。而他也在周总理的建议下，被外交部任命为中德建交的谈判代表。王殊从一名记者变成外交部门的谈判代表，这使他在德国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1972年9月29日，王殊和德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史塔登在波恩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10月11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与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这时候，王殊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周总理的建议，王殊被调到外交部担任参赞，负责筹建使馆的工作。使馆建成后，王殊正式以外交官的身份回到波恩。一年多之后，首任大使王雨田回国治病，王殊继任大使。此后王殊又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驻原子能机构代表等。
我在王殊的领导下工作，前后约有一年时间。我感到，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调查研究情况，分析研究形势，通过系统地研究报纸、杂志，有重点地展开外交活动，与有关人士交往交谈，对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只谈局部问题，而是视野开阔，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综合地进行分析思考，从局部看到全局，抓住战略性问题。这对我以后从事战略研究工作，有很大启发。
王殊的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当记者的经历。当记者的经历，还赋予王殊热爱写作的习惯。他出版过多本著作，还是外交部笔会的会长。1995年5月29日，王殊将他的两本书《十五年驻外记者生涯》（新华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不寻常的谈判》（王殊、肖向前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签名后赠送给我。当时我正好在为时任主席江泽民即将对德国的访问准备资料，这两本书给了我很大启发。
2002年10月，在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30周年之际，他又将《中德建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签名后赠送给我。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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