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泰和诚医疗——中国放疗和影像诊断中心最大的私人提供商，2011年在广州开展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审批流程用了3年。今年4月初，泰和诚宣布将在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投资建立上海泰和诚肿瘤医院，这一审批程序仅花了6个月。尽管有些人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地政府对待私人投资医院的观点不同造成的，但根据泰和诚的说法，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加容易协调，同时政策也明确鼓励民间投资医疗。泰和诚的经验可谓是意味深长，表明中国政府正着手让私人医院投资更加容易。
对于经验丰富的中国投资者（医疗领域很少）来说，中央政府的良好意图和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之间的差距往往都会比预计的大。记者与泰和诚医疗的首席财务官Adam Sun讨论了过去几年中国健康经济政策发生的转变。Adam指出，许多政策和指导意见未必是新的，比如“明确私人医院和医疗机构的申请及审批程序，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优先批准民营医院申请大型医疗设备。”这些政策之前都只是纸上的。然而，真正革新的是“过去地方政府对待指导意见经常不冷不热，或者具体政策不清晰……现在我们看到地方政府正在切实执行和实施。”
如果假设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协调性很好，那就错了。过去卫生部曾经尝试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医疗体系，结果遭到不公平待遇。现在，卫生部发起了一系列新政策都旨在提高私人资本开设和运营医院。
这些措施开始于2011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目录中允许外商投资本国医院。此外，中国现在允许公立医院私有化，2013年，驱使约17亿人民币的私人资本进入医疗系统。这两个转变为卫生部的私有化目标奠定了基础——到2015年，实现中国医院床位的20%是私有资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有两个事情必须实现。首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需要更容易协调。第二，由于开始新的私立医院需要时间，现有公立医院的医疗能力将有一部分转移到私营医院。
随着卫生部1月发布“加速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投资”的政策后，这两个事情有机会成为可能。该政策进一步明确鼓励私有资本投资中国医院，允许省级政府批准建立外资医院，并允许医生多点执业。泰和诚相信这些政策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政策。Adam说，“这些政策提供了最急需的可见性和确定性，当我们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独立的放射治疗中心。剩下的最大的问题是不限制医生自由。为了保持他们的执业资格，大多数人都不愿跳出公立医院机构。”
除了鼓励民间资本和医生多点执业，最后一个促进私营医院的主要措施就是公共医疗保险体系的覆盖。尽管现在，几乎所有泰和诚的病人都已经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但报销水平往往不足。这一现实迫使私人医院建立的商业模式，只针对有支付能力的人群，或者所谓“高大上”的医院。对于泰和诚，医保的报销范围和他们提供的服务成本之间的资金差距，导致他们仍然只能专注于高端市场，或者有商业医疗保险的人。
医疗问题在中国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民营资本和专家来壮大医疗服务。道理很简单，如果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得不到医疗保健，或者无法承担起医疗费用，那么就会引起社会动荡。然而，与此同时，这些私人医院扭曲药物价格，已经让国内外的制药公司颇感不满。中国的公共健康需求不可避免地同国内稳定问题相联系，需要政府精妙地进行操作，确保私人资本在未来几十年间在医疗领域进行显著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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