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为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增速比上个季度，也就是2013年第四季下降了0.3个百分点。
尽管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在新闻发布会上坚持认为，“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平稳，总体良好。”但是，7.4%的增长纪录不仅是最近几年来的最低纪录，而且低于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GDP年增长7.5%的目标。这表明，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成为事实，这对正在积极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国政府而言，已是现实的考验。
经济下行是主动调整的结果
从去年以来，一直有一种担忧情绪弥漫在市场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将从今年开始结束以前的高增长，走下坡路。这种情绪的出发点是中央放弃了GDP这个“指挥棒”以后，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GDP将明显回落，进而影响到经济平稳。
这种担忧不能说全无道理。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出现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在起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后发国家，以此手段来提升经济总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但它却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遗问题。一方面，这种投资扩张必然带来货币扩张，银行为了发挥拉升经济的作用，向市场大量投放信贷，导致货币超发成为中国挥之不去的阴影，随之带来的便是人民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货币贬值严重。另一方面，由于GDP成了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投资项目的进展顺利，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由此可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所能取得的成就其实是牺牲了民众利益和未来发展基础为代价的，可持续性已经越来越差。在这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大量底层民众仍然收入低下，不能满足由投资扩张所带来的市场消化，导致大量投资项目的效益低下，浪费极为严重。
基于这样的现实，从上届政府开始，已把调整经济结构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中国政府的部署，为了抵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干扰，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大单，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地摆脱了危机的侵袭。不过，这次“救市”行动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它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使原来积累的问题更趋严重，也为今天调整经济结构增加了新的难度。
本届政府对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坚持将经济转型作为政府工作重点，通过简政放权，斩断政府“乱摸市场的手”，培育和释放市场活力。对于调整经济结构可能带来的经济下行，中央政府已经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目前的经济下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政府主动调整宏观调控手段的一个自然结果。
结构转型正在悄然发生
一季度GDP增长不足7.5%，分析其中一些重要的数据，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经济运行不像以往那样高增长，但随着由简政放权带来的市场活力正在逐步地释放出来，经济运行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悲观，而是在低位运行中保持了足够的能量。
国家能源局4月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27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其中3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更是达到45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一季度，除北京外全国各省份均实现了用电量同比正增长。分产业看，一季度第一产业用电量174亿千瓦时，同比下降7.0%；第二产业用电量9133亿千瓦时，增长5.3%；第三产业用电量1633亿千瓦时，增长6.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48亿千瓦时，增长6.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用电增速要快于工业用电增速，这恰恰说明了经济结构调整正在推进之中。统计数据表明，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49.0%，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
用电量增速被认为是反映经济走势的重要指标。而一季度的用电量数据恰恰显示了中国整体经济仍在合理运行区间，特别是在3月用电回升加快，说明经济在好转。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放慢，特别是一些高耗能产业发展明显受到遏制，说明淘汰过剩产能市场化努力出现了进展。下一阶段，随着铁路投资、棚户区改造等加快发展，特别是改革力度加大，经济运行将会进一步释放出活力，从而保证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水平线上。
用电量传递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新信息。今年一季度，尽管中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呈现同比下降态势，但一季度中国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却普遍增加，一季度总体进口物量指数为104，意味着总体进口数量增加4%，表明尽管国内经济运行下行压力较大，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没有明显减少，进口需求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圈，从3月下旬开始，18种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在连续多月下跌后出现反弹，其中塑料价格率先走出谷底。塑料是大宗产品的风向标，它的一边连着上游的矿产资源能源，另一边则连着日用消费品，如汽车零部件、建材、家电等，塑料价格率先触底反弹，说明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回暖迹象。
稳增长需要新的调控手段
经济下行，对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目标提出了现实的考验。实际上，在国家统计局公布这一数据之前，经济活跃度降低已经成为一个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4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了经济稳增长的口号，伴随着这一口号的再度出现，地方政府主导的稳增长政策已经启动，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等多地发布总额超过7万亿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后续还将有央企推出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市场对政府再次推出刺激政策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这些政策一旦启动，从短期来看，它不仅能够拉升GDP，对于一些投资市场也会起到振兴作用，比如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因为信贷的宽松而再度活跃，股市也会增加许多炒作题材。
针对这种情况，李克强总理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上，借着发表主旨演讲的机会明确表示，去年中国在实践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累了新的调控经验。中国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总理的这个表态，显示了中国政府面对经济下行表现出的自信心，不为一时的经济波动而匆忙改变调控政策。这种自信心不是盲目的，而是来源于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在中国经济进入调整转型的新阶段后，政府顺势而为，把主要精力放在提质增效升级上，而不是增高GDP的数字。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速出现下降之时，中央政府坚持不出台刺激政策，但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忍耐力？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中国有数字庞大的就业人口，经济增长过低，意味着大量企业不在正常运转状态，劳动力就业会出现危机，这种情况一旦扩散，就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难以保持稳定增长，并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调整到以内需为增长引擎的效果上来，而所有这些压力都将落在地方政府身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方政府才会不约而同地重新捡拾起投资扩张的手段，并且推出了7万亿投资大单，仅仅从这个数字来看，力度已经超过了当年的4万亿投资大单。这种趋势如果不加改变，将再一次造成经济转型的不利局面。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提出了底限和上限思维，即经济增长不能滑入底限，物价上涨不能突破上限。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新思路，用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讲话中的提法来说，就是“新的调控经验”。它更切合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也避免了政府被经济数据所倒逼，过于频繁地推出短期刺激政策。按照这样一种新思路，政府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推进职能改革，逐步培育和壮大经济的内生机制。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的下行保持一定的忍耐力，而在行政考核上放弃GDP指挥棒，实际上也已经为政府的这种忍耐力提供了条件。
当然，对经济增长确立底限思维，这固然表明在底限之上政府不必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一旦突破了这个底限，由于很可能触发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因此政府仍然有必要推出适当的刺激政策，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这也是保持经济稳增长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即使是出台刺激政策，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其长远效应，而不能为了短期的效应而损害到长期的市场机理。
4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重提稳增长口号的同时，还推出了三项经济推进措施，包括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这三项经济推进措施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视为刺激政策，但它与前几年推出的短期刺激政策有明显不同，它更注重于提高民生福祉、体制改革和向与底层就业关系密切的小微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它们不仅能够收获短期效应，更能够对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起到长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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