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中李克强总理就首次说到一个新名词——“定力”。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他在向各国各界来宾谈到中国的经济走向以他所领导的国务院面临的压力时，又一次提到了这个名词——“定力”。那么，李克强所认为的中国具有的很强的“定力”具体是什么呢，这种“定力”的来源又是什么？换句话说，中国的“定力”又是依靠什么而存在，李克强又是凭借怎样的判断得出的这一结论呢？
经过比较和分析，笔者不揣冒昧地以为，中国的“定力”主要表现在若干方面。其中，以下这四个方面恐怕就是中国“定力”的主要来源。
政策的“定力”
所谓政策定力就是要坚持通过加快调结构、促改革来实现既有利于当前又能惠及长远的集约式增长。中国不会也不能因为经济上的一时波动，再走回头路，再采取以往那种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要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发展，并努力为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基础。中国新一届政府相信，2013年以来确定的方针和其拥有的经过一年多实践印证的成功的方针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可以继续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的“政策储备”。此外，政策的定力还将表现为，尽管中央政府今后还会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对各项政策，特别是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加以修改和完善。但改变的也只是政策实施的节奏，而不是政策的方向。
判断的“定力”
老话说得好，预则立，不预则废。所谓判断的“定力”其实就是对中国发展走势的正确估量。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就不会出现较大波动。即便有一些波动，也都属于合理区间，没有大碍。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确有着很强的韧性。从2013年至今，尽管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思路并未转向增量刺激，但中国经济中仍出现了多年来希望出现却始终没有出现的一种好趋势。这个“好”首先就是出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另一个令人在对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感到不安的同时，也同样可以得到一些“不安中的安慰”：在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中，中国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行业增速回落较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保持了较快增长。这当然与投资结构继续优化有关，但也多少可以说明，中国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初见成效。
此外，令笔者十分看重的是，在第一季度，内需在拉动和提升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在继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也有所增强，这不是难得一见的极大的好事吗？尽管这种“提高”与“增强”幅度不大，总量也不大，但毕竟已是“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桅杆”。同样也属于“好事”的还有第一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都有所继续下降。这说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双赢局面开始呈现出曙光。
客观的“定力”
判断的定力当然是有客观依据的，因此也就有了笔者要说的客观的“定力”。中国经济存在一种客观的定力，其根本原因，就如同军事上一样，每个指挥员在打仗时都十分重视战场的纵深，而像斯大林、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大军事家，则更为重视的是战略纵深。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有比较大的战略纵深。
中国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地域差异明显，这就在客观上存在着因为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能量和商值。更令亚洲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与印度尼西亚望尘莫及的是，中国经过数十年曲曲折折的摸索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与之大体配套的管理体系和营销体系。由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可以靠出口拉动，同时，只要政策得当，特别是政策的指向明确且正确，它自身就有很强的造血功能。更何况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逐步且快速孕化与成长起来的、越来越广阔的国内市场。除了经济总量大，外汇储备多之外，正在协同推进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也使得中国经济潜在的回旋余地变大。尤其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60%以上，人均GDP刚刚达到5000多美元。由此可以明白，中国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付出的努力（包括财政投入和各种资源配置政策上的调整倾斜）所带来的增长潜力之大应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
主观的“定力”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主观定力主要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决策部门在制定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四位一体”发展方略上的科学精神、务实态度、忧患意识和清醒思维。中央政府认为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定力”、并且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和各层级的干部都能有足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更不是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视若无睹，对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缺少足够的预防措施和避险方案。
正如最近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经济工作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压力，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严重存在，一些困难不容低估，潜在风险需要高度关注。可见，中国经济要稳住阵脚，就要高度重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主动作为、大胆作为、持续作为，有针对性地陆续出台各类相应有力措施。
笔者以为，这些措施首先应体现在部分（更难确地说是“局部”）政策的调整上。其次是要在稳定宏观，放活微观上下“真”功夫、“实”功夫、“细”功夫。李克强曾多次以网购这一新兴业态为例，提出要给行业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不要总让人觉得‘政府的手闲不住’，出现什么都要摸一摸，一不小心就压制了新兴业态，也压抑了社会活力。”当然，最根本的预防和避险措施其实还在于要在那些关键领域特别是财政税收领域中解放思想、敢于碰硬、为民争利、推进改革。只有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改革思路，只有通过有实质性的市场化的改革才会真正提振市场的信心。《西游记》里打上灵霄殿的“如意金箍棒”也就是东海龙宫的定海神针。改革，既是破除发展障碍的金箍棒，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定海神针！
非常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某些人和某些部门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攻坚克难的改革之中，而是一听到总理说到“定力”，就又开始在升虚火、发高烧。不久前，某部门一位高级官员在谈到正在草拟的“十三五规划”时竟然说，中国在“十三五”期间会步入世界上“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他颇有信心地说，这就意味着中国完全可以摆脱“中等收入之陷阱”。这位官员的口气真大、胃口也真大，中国再用七年的时间就可以摆脱“中等收入之陷阱”，创造一个震撼世界的，在历史上绝不亚于欧洲“工业革命”那样的奇迹吗？
笔者才疏学浅，但为了便于让中国公众弄明白，特把近年研究的一点心得，即“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后的“疾病”症候综合为11个方面，请读者朋友一阅。看看这些矛盾中国有没有，如果有，短短7年能否解决？这11个矛盾、特点、症候是：1、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在劳动力红利消失的情况下，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更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2、广大公众出现了新的更为强烈的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诉求，社会矛盾出现不确定的泛化倾向。3、贫富分化加剧，已触及或超越了红线。4、腐败多发并呈弥散状。腐败使外来投资减少，也使本国资金外流。5、过度过快的城市化使城市边缘化问题日渐严重，同时加剧了社会管理的无序和紊乱。6、金融体系脆弱并且秩序无常。7、就业愈加困难，失业、隐形失业以及半失业引发社会动荡。9、道德水准普遍下降。10、社会公共服务短缺，社会情绪不稳。11、生态环境十分严峻，各类资源供应紧张。
以上这11种现象中国是没有呢，还是非常严重地存在呢？如果严重存在，哪位神仙可以不出十年就能将其轻易消灭或大大缓解呢？提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不是发飙、发虚火又是什么？
请记住，伟大的定力来自强大的实力，也来自坚强的意志和通达冷静的认知。定力的外在形象是稳重，它的内在支撑是谦虚。人是这样，国亦同理。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