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正在迅速衰减
经济增长乏力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特征，甚至“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当然没有崩溃，但维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其中有经济增长的规律在里面，也有我们自身制度性基础设施的质量因素在里面。
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管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与制度的创新，而创新总是稀缺的，总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所以经济增长必然会变得越来越慢。你能寄希望于一个“优等生”大幅提高其数学成绩的增长率吗？但“差等生”却可能做到。
对于后发展国家，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渐消耗，随着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力量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技术与制度创新，也越来越难以重复在追赶先发展国家的过程中早期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高速增长。毕竟可供你模仿、学习、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不是一样多，更不是越来越多。
同时，这些先进技术的吸收也会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制度瓶颈，这种瓶颈源于后发展国家落后的制度系统，特别是基础性的制度系统。要突破这种约束就需要后发展国家进行制度创新，在享受后发优势的同时，解决因为后发优势导致的后发劣势的束缚，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通过对先进制度的吸收借鉴与创新，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刺激？不刺激？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这个现实，刺激还是不刺激，这是个问题。如何刺激也是个问题。
显而易见，宏观经济管理者在过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也收获了不少沉重的教训。至少在宏观经济管理者的潜意识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试图用“聪明巧妙”的宏观调控政策去对冲经济运行中那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阻力的，也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自落后的基础性制度系统的“制度摩擦力”。当然，“兴奋剂”、“镇痛剂”并不能够治病，只能让人暂时感觉好一些，经济运行中那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不但不会因为使用兴奋剂而消失，反而会因为改革停滞而愈演愈烈，甚至存在因为耽误了最佳改革时机而遭遇经济结构的“地震式”强制调整，这种悲剧性的后果当然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
根据个人非常有限的观察，似乎严肃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经济体制改革处于一种犹豫和徘徊的状态中，没有取得显著的进步，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经济增长要保，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动力又没有有效地集聚起来，运用政策性经济刺激手段似乎就成为宏观经济管理者唯一的选择了。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知识，不需要深刻的洞察力，也不需要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作为一种常识，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增长乏力不是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一种症状，不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完善有效而只是暂时处于不景气阶段的一个“市场情绪”问题。宏观经济管理者实行的反周期政策其实是反改革政策，以小人之心揣摩似乎有意在拖延推进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进程的含义。
自然，“聪明巧妙”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是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的，只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掩盖这些问题。实行刺激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后果就是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泡沫、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环境不断恶化等等。这些并不是悲观的理论家、经济观察家们的想象，事实上我们目前正在痛苦地面对和艰难地消化着2008年以后实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所酿造的苦酒。
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刺激？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人均GDP处在5000多美元的水平上，换言之，中国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空间还很大，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我们说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在衰减，但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5倍甚至更高，我们依然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潜力。也就是说制度创新可以为中国经济开辟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的经济系统能够更高效率地吸收来自先发展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更大程度地释放中国人身体内蕴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使之用于财富的创造而非寻租活动或造假活动。
所以，中国经济目前不需要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刺激计划的特别偏好，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是特殊利益集团维持现有经济体制的一种本能反应，也反映出一种逃避思想，是对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怀抱浓厚悲观主义的产物。中国经济需要的是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应该向改革要增长，向改革要发展。如果套用标题党的路子说话，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强刺激”，需要改革的强刺激，而不是货币政策的强刺激或财政政策的强刺激。
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标本兼治？既需要货币财政政策上的微刺激，以解决当前的经济增长乏力问题，也需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设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释放生产力。一个立足于治标，一个着眼于治本；一个立足于当下，一个着眼于未来。道理上不错，但真正实施起来，往往是标上的症状一缓解，治本就失去了动力，或者原本就没有想真正去治本，治标就是为了不治本，至少晚治本。
7.5%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底线？这也许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重新审视的“传统智慧”。宏观管理部门现在应该真正调查清楚，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是多少？为什么根据QQ用户数量经过折算后的北京市常住人口是4000万而不是官方公布的2000万？宏观管理部门应该搞清楚中国真实的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峰值会出现在哪一年？搞清楚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刺激出多大规模真实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多久？刺激出的经济增长能够提供多少就业岗位？而减税能创造出多少就业岗位？减少经济管制、放开竞争性经济领域限制性市场准入、加强社会管理能创造出多少就业岗位？保护私有产权、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又能创造出多少就业岗位？不择手段地保证经济增长所谓的“底线”，也许带来不过是社会稳定的短暂幻觉，随之而至的也有可能是更大的不稳定。突破这个所谓的底线，也许没有那么可怕。我们也许应该认真想想，对这个底线的过分恐惧，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度依赖，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改革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改革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最大特殊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特殊利益集团自己革自己命的特殊革命。这样的特点就注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渐进性。好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最终是由不同利益集团的合力决定的。特殊利益集团虽然控制着强大的经济资源、行政资源、政治资源，但其他利益集团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意愿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顺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为关键的是最高决策层具有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怀有悲观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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