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开始，国际上就弥漫着一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仿佛有一支达摩克利剑始终悬在中国经济的头上，但中国经济依然表现得一枝独秀，经济总量在几年前就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赶上世界经济头号大国未来几年也完全可以预期。随着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下行态势，去年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又开始此起彼伏。
刚刚过去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至7.4%，稍低于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种声音又开始变得抑扬顿挫，甚至有人怀疑这个数字有可能掺杂了水分，认为中国经济下行进入了又一轮经济拐点。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中国现实的经济，能否对中国经济未来继续抱有良好预期，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
“三期”叠加，中国经济绝不是明日黄花
2012年，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接力棒交到了“习李政府”。中国新一届政治领导人接棒的不只是一个前期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同时接手的也是一个各类社会矛盾集聚、似乎稍有火星就会燃爆的国家。
按照经济发展史的经验，中国正处在经济学家们归纳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个时期，尽管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达近10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上位（约人均GDP7000美元）。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等是这个时期的普遍特征。于是，新一届中国党和政府在重要的决议和报告中始终在提醒各级执政官们，中国正处于这个时期，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正确处理这个阶段经济社会矛盾的极端重要性。
就经济现实研判，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三期”叠加的概念，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经济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并存。作为中国最重要经济智库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此前有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此前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将由前期的两位数增长在未来的几年将下滑2至3个百分点，如果更极端地说，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在6—8%的增长区间。报告为此也指出，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与此同时，驱动中国经济前期长足发展的“三驾马车”，驱动结构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作为一架马车的进出口，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其后续影响至今尚未全面修复，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出现急剧变化，西方经济体至今还在各打各的算盘，过去长期起到带动作用的贸易经济对开拓中国产品出口市场和消化就业压力的“好时光”不再了。作为另一架马车的消费驱动，由于近十年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缺位”得不到很快弥补，以扩大内需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就始终停留在口号上得不到激发。剩下的投资依然成为确保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形成的经济困境，中央政府果断出手，大力度地推出4万亿投资“救市”，再次强化了中国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惯性。但接下来就是这一增长驱动方式让中国经济继续陷入排解不开的“经济结构畸形”怪圈：高信贷投放的资金驱动型投资——资源过多消耗性的产能过剩——日益增加的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风险的新一轮信贷投放和产业融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行——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依旧靠投资驱动……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替代市场内生作用的资源配置使得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压力不断扩大。
如果继续靠这样的发展方式运行，矛盾就会越积越深，投资的“多米诺骨牌”一旦断裂，经济危机或将出现。被西方学者经常引为证据的就是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无疑，房地产投资集中了中国投资结构的主要矛盾。随着去年下半年来许多大中城市开始出现的城市房地产业不景气接替出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就会成为经济危机的一大可能催化因素。
就经济现象看起来，似乎中国经济遭遇了“卡夫丁峡谷”，能不能闯关，考量着新一届政府的智慧和魄力。
改革创新，可以转危为机的红利
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新一届党中央不断强调，这轮改革是以问题来倒逼改革，哪里出现问题，改革就指向哪里。同时，这一轮改革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全方位的深化改革。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从过去35年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路径看，改革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在于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虽然中国的改革采用的方式是渐进式的，以试点探路再到全面推开。这一逻辑思路，不仅使得经济运行不至于出现大的社会震荡，也可以使得一系列改革政策贴近经济周期，尽可能地减少了社会波动的成本。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政府强调，要通过改革释放结构转型的红利和制度转型的红利。从过去已有的改革经验看，通过激发劳动力潜能、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生产资料和消费产品充分的市场化和开放化，以及不断引入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一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接下来的改革，主要在于释放资本的活力、土地的活力、技术创新的活力和再造区域经济的活力，尽管我们说，这一轮改革要冲破体制机制的束缚，要啃改革的“硬骨头”和趟过改革的“深水区”，但恰恰是通过加大改革力度，以经济结构的转型带动制度的变迁，以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激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潜能。
因此，向改革要动力、从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中挖掘潜力，以组合型政策平抑经济波动，成为新一届政府治理经济的重要原则。以“李克强经济学”为指导思路的经济方略强调“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上限是防通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守住不产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底线。
目前最为外媒唱衰中国经济的几大聚焦点是房地产泡沫风险、金融不良资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尽管“四大风险”危逼中国经济，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看到中国结构调整的回旋余地、广阔的市场互补空间，以及摆脱中国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运行之后可以释放的巨大经济内在活力。今天所有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总量经济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其根源又是政府“看得见的手”过多地伸向了市场，风险的源头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侵蚀了本可干净的市场，扭曲了生产要素的价格，牺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年多来，中央政府以简政放权、大力度地推进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逐步剥离了错接在政府身上的手；以探索规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着眼点，清晰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企业改革的重头戏，开辟了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主体经济的渠道；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立足点，构筑起区域经济发展和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战略布局。
一切改革政策，不只是解决现实之困，而且也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
早年的美国学者福山曾出版《历史的终结》，书中认为，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成了人类的终结制度。但西方世界一而再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神话，近些年福山不得不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别是“中国模式”的成功，难以为西方制度体系的优势做出有说服力的注脚。
如果摒弃意识形态的隔膜，事实上一个有序经济体的良性运行，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总是需要协调配合，有机运行的。在凯恩斯时代，就有许多的西方企业家当年去战前的前苏联考察列宁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欧美盛行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自由经济浪潮，但政府主导型的日本经济使其成为牵引亚洲经济的龙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摒弃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后开始引入了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政府与市场的“两只手”交错运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并解决了7亿人的脱贫问题。这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中国经济今天存在的各类问题依然是高速增长后我们的结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里有历史的惯性，巨大经济体运行背负过重的历史负担，以及政府领导人治国理政中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
令人值得期待的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和担当的勇气，确立了清晰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构想，敢于破茧、敢于自我革命，并将持续改善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终结目标。如果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发展，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取人民福祉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活力的，并具有宽广的胸襟去吸纳开放世界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我们对中国道路就可以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在修正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后经过提质增效型结构转换，完全可以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
“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对世界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尽管眼下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国领导人的务实、自信以及表示出的“向改革、调结构、改善民生要动力”的决心，意味着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而且是比过去更强大的引擎。
且把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当做为一剂强心剂，知难不畏难，且行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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