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向世界展示了运筹帷幄的思维和乐观向上的心态。
告别短期强刺激,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长期持续发展?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给出的答案是:向改革、调结构和改善民生要动力。他特别,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断增强。做出这样一项重大决断决非易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说的,“短期增加福利的行为是不会受到责难的”,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眼前获利,而不会考虑长期后果。对于这个问题,个人不考虑,群体不考虑,情有可原。但是,政府必须考虑公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告别模仿和追赶战略——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我们现在生活于转型时代。就世界而言,当前经济形势处于低迷的实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和第三工业革命刚刚启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经济自身的阵痛。新旧产业处于胶着状态,仅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认识工具已经捉襟见肘,要么理解不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起伏波动,要么拿出的方案,不能奏效。
在过去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征服了自然界,损害了自然界;生产力发展造福了人类,改变和提升了人类的福祉,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个时期作为大转型时期,它不仅仅是一个五年计划或十年计划可以完成的,就像美国的大转型时期实际上历经50年。进入19世纪,全球发展和繁荣的中心从东方(主要是中国)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20世纪前半叶,则从欧洲(主要是英国)转向了北美(主要是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逐步走向衰退,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大繁荣时代。从历史大跨度看经济发展,也看到了全球经济的消长,此起彼伏,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永恒的繁荣。政策制定者要有大转型这样的信念和战略,有长计划,短安排的战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特征是标准化的机器大生产,它在生产领域造就了单一的产生品牌和生产标准,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造就了对于发展模式的线性思维。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产品生产的差异化、生产活动的本土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居住方式的分散化、交往方式的虚拟化、自然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性皆成为可能,这些也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思维。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众说纷纭的实质是没有从传统意义的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走出来使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企业界、经济学家,甚至普通的老百姓一直就如何拉动经济进行热烈讨论,采取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稳定市场预期等建议层出不穷,但是见效甚少,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难以摆脱传统的宏观调控模式。大机器生产和拥有丰富的石油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者和旗手。赢者通吃,经济上的成功致使美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不断推出自己的标准化、大规模、连锁式的产品和服务——通用汽车、电子产品、麦当劳、肯德基,进而是《泰坦尼克号》等文化产品,以及美式民主。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暴露出自身的特点和问题,迫使人们探索发展道路的多元特质。
人们长期陷入的路径依赖是,充分就业。在不改变既定条件,包括工作方式、工作空间布局、劳动时间等因素条件下,充分就业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况且,为了建设小政府,各国政府也在精简人员,在税收监管、社会保障经办、兵役等诸多方面引进了智能技术。当前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中国按照传统的产业革命需要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和教学方式,而现实中,劳动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接近尾声,难以吸纳更多人就业的结果。再加上,教育的产业化把应试教育推向极致,无以复加,使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与家庭、社区、社会、产业接轨,其结果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在传统产业下,智能技术的广泛越来越应用,使得市场就业机会越来越少。
就业是世界性难题,其难就难在,一方面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另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确立的充分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并没有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而适度调整人们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所有既定条件不变情况下,劳动力无限增长,必然会使就业成为一个世界难题。还有一个误区需要走出来,就是实现“发展新兴工业化意味着劳动力从劳动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兴工业化往往是排斥劳动力的,包括智能设备和电子产业等。2013年上半年吸纳就业能力较大的行业,如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交通等行业往往利润同比下降较大,电力行业、电子行业、石化行业、施工房地产行业等利润虽同比上升较快,但吸纳就业能力并不强。
告别投资和外贸依赖——不断培育内生动力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消费市场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和培育。高储蓄率意味着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当务之急的宏观政策是找对路子来开发这些潜力。
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建设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点。如果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延伸到农村,所产生的刺激消费效果将更明显。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的消费,业已成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加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力度有助于解决中国投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过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发展方式。
加大力度改革教育体制和促进教育发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每当遭受经济危机袭击时,美国政府就会加重推动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力度,这也是历届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武器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美国政府支持和参与修建了近70%的新校舍,65%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市政厅和污水处理设施,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10%的道路、桥梁、地铁等公共工程建筑,使美国大多数学校的校园得到了更新,办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各州政府更加大对公立社区学院的投入,通过调整社区学院课程来及时安排失业者接受培训。尽管美国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遭受重创,但切不可小看美国体制自身的修复能力。
加大社会建设力度。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服务法》。根据这项新法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将有机会为他们的国家和社区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经济持续不景气情况下,美国申请参加社区服务人数创历史纪录,大大超出社区自身的预期。根据新签署的法律,政府将增拨57亿美元用于支持更多的社区服务活动,引导更多地学生和各类社会群体参与。未来8年,由政府资助的服务项目将扩大两倍。美国公民服务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如同奥巴马所说的,它凝聚了群体。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罗斯福也是这样做的。凝聚力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应加紧社会建设。
当前,还要关注失地农民、拆迁过程中的城市居民、流动人口、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被高房价缠身的“中产阶级”、由于体制原因走向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下岗失业人员组成的社会群体。尤其要关注他们对于经济的预期和消费预期。大量移民和资产转移实际上已经显现了人们的信心不足或缺乏信心,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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