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短期强刺激，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经济政策升级版。这表明，中国经济政策将以公平正义和可持续的方式达到长期社会福祉最大化的目标。经济政策必须关注真正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公平的长期增长，并兼顾增长、就业和人民福祉。它也需要中国的决策者和人民用大周期思路和心态对待经济增长。
人类对于以公平正义和可持续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认识和使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面对美国人民习以为常的繁荣的消失，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很多地方出现的骚乱和反饥饿游行，不满情绪在诸多地区蔓延，退伍老兵川流不息进入华盛顿安营寨，与警察之间的冲击时有发生。农民也行动起来阻止拍卖丧失赎回权的抵押品运动，表面上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联邦政府不惜动用陆军来平息事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佛失去了总统位子，罗斯福继任。罗斯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贬值、作物控制、刺激就业、联邦救济、田纳西流域实验、减轻债务负担、金融改革等。这些举措背后出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政府很乐意扩张其作用范围，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纵观罗斯福以来的商业史，美国的政治家们不断变换使用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罗斯福试图在自由企业制度和政府主导的经济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从而把“资本主义”管理起来，以致创造了后来被称之为的“积极政府”、“干预政府”等，使得美国在1941年后迅速形成一种所谓的“混合经济”。“二战”为现代政府干预经济事务提供了机会，也似乎肯定了凯恩斯赤字开支理论的正确性。二战以后的冷战使联邦政府权力得到大力扩张。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政府要积极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充分生产和充分消费，这似乎开启了美国宏观经济计划的先河。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凭借着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朝鲜战争等吸引了无数大公司参与，政府主导地位可见一斑。肯尼迪为走出艾森豪威尔后期的经济放缓局面，主张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林登约翰逊以“伟大社会”留下了一个伟大改革者的标志：低通胀加上高就业使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十年中，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7%，宏观经济调控也由此获得可信度。尼克松的真正兴趣在外交事务，但是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诸如冻结工资和物价，中止美元兑付黄金的兑换保证，单方面终结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对进口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等来应对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经济的“滑铁卢”，人们似乎感到凯恩斯主义失去效应，私有化、联邦政府的财政保守主义，以及减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样的背景下，罗纳德里根提倡自由市场和精简政府。后来，克林顿采取平衡预算来应对老布什留下的财政赤字局面。
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奥巴马不是急于实施刺激政策，而是采取结构调整。在这点上，前总统克林顿也同样如此这般地冷静，他在《回到工作中去》这本书中分析了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和积累的过程，指出把主要精力放在金融产品开发和房地产开发上，并把实体产业转移出美国，最终导致大量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多数人难以购买金融产品和住宅，最终引发危机。美国政府的经济管控政策也是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逐步成熟的。
根据历史经验，短时间内部分经济指标转好并不意味经济走出低谷，同样，短时间内部分经济指标变坏并不意味经济就进入低谷。
读史可以明鉴。对于今天的中国，当前很多经济数据不仅需要从经济上来理解，还需要从历史和政治上来解释。而且经济指标和数据未必能够说明全部事实。理由是一些统计指标形成于19世纪末叶，是用来描述悠闲经济活动的，而我们当前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全球化改变了一切：金融工具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等等。在全球化下，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至少应包括GDP增长率、失业率、政府预算赤字、经济体的经常项目、外债占GDP的比重、出口收入占总债务的比重、进出口数量限制、进出口关税和出口税等。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机理还是没有说的很清楚。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一样。对于那次危机，狄克逊韦克特说，“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和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惧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阳黑子，这些并不清楚”。
根据历史经验，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忌讳就是过早乐观。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看到复苏迹象出现，就对新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一些重要机构进行削减并实施增税政策，结果使经济大萧条卷土重来，一发不可收拾。这种现象也发生在1990年至1991年的经济衰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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