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贾生》一诗中，有一句“不问苍生问鬼神”，是用来讽刺汉初明君文帝夜半召见当时的大才子贾谊，却不问天下苍生，而转问鬼神之事。后人也就把这句诗用来指那些不管民间疾苦，而沉溺于风水、算命、佛事等迷信的官员。
这种“信鬼神不信苍生”的官员哪个时代都有，不过好像于今更烈。研究人员2007年曾发布《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4种迷信的情况。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有些偏保守，一个证明是，多数落马官员都很“迷信”。新华社日前就刊发了一篇报道，直指官场盛刮迷信风，报道列举了好多“问题”高官求神拜佛的事情。
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最“邪乎”、最“虔诚”的迷信高官，要算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丛1996年到河北任职后，认为仕途已到顶点，产生了心理不平衡，拜一位“女大仙”为师，家中设佛堂、道台，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烧香、念经、打坐、拜佛。为了得到神的“保佑”，他还在被褥下铺了五道佛令，在枕头下压了五道道符。最新的则是刚被双开的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官方公布的罪名包括“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据悉，李将亲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后，曾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还在一个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安排道士做法驱邪。
儒家是反对“怪力乱神”的，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儒生一般是信苍生而不信鬼神，古代的官员基本出自儒生，因此，官员主体一般也都不信这个东西。虽然那时也有很多贪官污吏，但腐败就是腐败，不用鬼神来打掩护。可见，现在的官员从认识上讲，还不如古代的儒生。
为什么有这么多官员迷信风水、求签、相面？原因很复杂。不过，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说，以下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信仰的缺失。中国是个世俗社会，不像其他国家，有宗教，这虽然弱化了中国人的信仰，但并不表明中国人尤其是官员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就没有信仰，上面说的儒家的教导或儒教就是古代读书人特别是官员奉行的道德规范，是一种不是宗教的信仰，对大多数读书人和官员具有内在的戒力。
然而，自孔夫子被红卫兵小将打倒踩上一脚后，中国人就开始什么都不信了，内心少了戒律和敬畏，特别是在目前高度分化的时期，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跟实践高度脱节早已被官员自己抛弃了，传统也没了禁忌，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金钱和权力，成为事实上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被认为迷信和糟粕的东西，如算命和风水等因其直观性和神秘性，就最容易侵入那些空虚的灵魂，成为这部分官员的“信仰”。顺便说一下，“风水”等并非全是迷信，它也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在内，所以，港台商人非常注重风水。但敬鬼神与把鬼神用在公权力方面，不是同一回事。
另一因素则是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台湾政论家南方朔曾指出，台湾政治人物也过分迷信风水，原因与台湾政治变化长期不稳定有关。他说：“因为在官场的‘政治死亡性’很高、轮替很快，政治人物的不安全感就很深，命运的不确定感就会提高。”此种不确定性其实在大陆官场更高。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社会是向前进还是向后退，每天都有一些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没人能够准确地预测，或者预测往往是走样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对于官员和政治来说，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一个官员今天看起来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不可一世，转眼间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最近被“双规”的一些官员，在被带走的前一刻，其光彩形象还出现在当地的报纸或电视，一点迹象都没有。当任何一个环节的意外，都有可能导致身败名裂，堕入深渊，怎能不叫官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所以，面对命运的这种不可捉摸，官员也会有一种无力感，从而，从神秘主义的迷信中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安全，就不奇怪。
世界之大和复杂，超出了人的想像和认知，每个人在内心都有一种对命运必然性的迷信，害怕出现未知事物或挑战，从这个角度说，尽管共产党理论上信奉唯物主义，但执政党的领袖们有时也会去一些著名寺庙“求神问卦”，民间就流传着很多这样的传说，某某哪天去了哪座寺庙，问了哪个和尚。这无疑也会对官员们的迷信产生不好的影响。
逻辑上讲，中国的官员多是无神论者，是不该敬鬼神的，但从信仰自由来说，若官员的迷信无关权力和腐败，只是作为私人之事，敬鬼神也无妨。当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要消除官场盛行的迷信之风，执政党必须加快建构全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建设清明的政治文化，减少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选官的制度化，让人民做到有信仰，并握有选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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