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外交”，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来说，都是一个颇为生疏的事务。不过，这两年，由于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女士的数次陪同出访，使这个有些异样而生疏的名词，开始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加重了份量。5月份，人们从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的电视新闻中首次见到他的夫人程虹。由于媒体的迅速跟进和炒作，加上公众对她的新鲜感与好奇心，一下子又把“夫人外交”变成了写字楼茶歇的话题和各类聚会中的热门谈资。网民称程虹有“学者范儿”，因为她除了为官人之妻外，自己还真的有个学者身份。她是对美国自然文学有一定研究的大学教授。其著述和译著也都属于这个近似边缘的交叉学科。
“夫人外交”背后的实质内容
因为有了上述事实，也因为彭丽媛及程虹本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之背景，甚至也因为她们很有特色的服装、漂亮的个人形象等等，不断触动着敏感好事的媒体神经，所以，也就很自然地招致了许多对外交感兴趣却并不懂外交的网民们的猜测：中国进入习李时代后，“夫人外交”恐怕要成为显学了。有的人还专门写出有些吹拍味道的文章，正经八百地提出要为“第一夫人”组织一个班子和一个机构。那么，中国真的要在外交这个独特领域中增添一点新的元素，凭借夫人们的柔曼来改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正在走向现代化大国的外在形象吗？
尽管在这件事情上，舆论有些喧哗。但笔者仍然认为，今天的中国人与其关心“夫人外交”这个名词和现象，倒不如更多地关心这一名词背后的实质内容。对于“夫人外交”的实质内容，如果说得透彻一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外交活动究竟有没有广阔的运作空间，这其实就是一个需要与不需要的问题。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需要，就必然会有空间，需要愈迫切，空间就会愈广阔。反之亦然。其次则是这种特殊形式的外交行动，对它的核心人物，即我们所说的“夫人”们，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广阔的活动与运作的空间，如果我们的“夫人”们缺少参与这种外交活动的基本训练和基本素质，所谓的“夫人外交”就不可能存在，“夫人”就会变成礼仪中优雅的活道具和“最亲密”的陪同人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讥讽的“花瓶”而已。
那么，“夫人外交”究竟有没有运作的空间呢？我的回答是：过去几乎没有；今天的中国决策部门和决策人如果能对国际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夫人外交”运作的空间就能够找到。
众所周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后的外交活动就一直围绕着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这两条主线在开展。国家草创年代对苏联的“一边倒”路线以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参与了朝鲜战争，加上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战争与革命形势的判断，中国外交路线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走狗’泛指与美国结盟并且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国家和地区）”。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由于中苏交恶，也由于中共党内极左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占了上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外交基本路线又加上了“打倒苏联（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内容。在这种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大背景下，以务实态度著称的大外交家周恩来虽然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却永远处在相互矛盾与冲突之中。谁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制定的大的外交方针和大的外交格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形势，在那个年代的外事活动中也就很难寻找到“夫人外交”的踪影了。
夫人外交当有所建树
如此说，并不是说在外事活动中就没有了夫人们的身影。王光美女士陪同其夫、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算是光鲜一例。笔者所言难觅“夫人外交”的踪影，是指那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夫人，除去陪同与参观，几乎没有任何相对独立、只应由“夫人”完成的外事活动。以致使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如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等都未能以“夫人”的名义独立地参与更多的国际活动。至于说到“文革”后期，江青不顾外事纪律与相关规定，在会见一名美国人时竟自我吹捧，放肆地胡说她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了解放战争中的数次战役。她的这些行为当然不是什么夫人外交，而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心理变态女人在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的丑恶。江青这位“第一夫人”为何会有如此乖戾疯狂的举动，其情其理其根来自何处，恐怕要由专人专论专著加以破解了。但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改革开放之前，除了派驻各国外交官的夫人（特别是一些大使夫人）有一点像样的、半独立的外交活动之外，更高层次的“夫人外交”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几乎并不存在。而名副其实的“夫人外交”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实质性地进展！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外交从单纯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传统窠巢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外交的范围和领域。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冷战在全球范围的结束，随着中国勇敢地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的外交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态势。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夫人外交”才有机会和可能出现于中外交流的时代大舞台上。
读者朋友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论及“夫人外交”的运作空间时，特别强调了它的独立性。事实上，这里所说的独立性都与中国外交在新时期的延展性和多层次化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在推进更为有利更为主动的单边和多边的外交往来的同时，也逐渐“发现”了中国外交的四大不足。
其一是在半官方的国际组织中缺乏声音和形象；其二是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中总是磕磕绊绊极不通畅；其三是民间外交漫无边际和了无头绪；其四则是在新型国际化活动中鲜有参与。一句话，在公共外交领域方面，中国的外交还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更有着广阔的可以加以填补的空间。这些空白和空间的存在，使中国外交的整体总感觉缺少一些光彩、不够丰满、缺乏人情味，略显呆板。这种形象与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应有的形象相去甚远。
当我们在国际文学艺术化交流的顶级舞台和评判席上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时；当我们对绚丽多姿的世界环球环保摄影、人体、车事、旅行茫然不知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在极其关注人体科学与宇宙天体的研究事业取得大的进展却完全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时；当在世界上有千万听众的一流交响乐队在中国遭遇尴尬时；当唯美的大型古典油画展和世界文明文物展览在京沪等地受到冷遇时……上面所说的中国公共外交上的空白就不仅仅是空白，而简直就是可怕的苍白。天漏了，仰赖女娲补天。中国公共外交之空白，恐怕也只有让夫人们来填补和充实了。历史与时代创造了机遇，让中国的“第一夫人”和其他高官的夫人去从事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在半官方或非官方领域加大中外交流与合作，在世界人文与公益事业上做出建树，“夫人们”真的是大有可为，“夫人外交”应该实至名归！
夫人们，努力吧！
俗话说，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笔者以为，要真正能担当起“夫人外交”即主要是公共民间外交之重的，“夫人们”恐怕还应该在精神领域、知识储备和国际礼仪三个方面做更为充分的准备。
所谓精神领域的准备是指在从事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必须干净彻底全面地扫除大国沙文主义、偏激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公共民间外交和半官方外交具有很强的人文与文化色彩。如果在内心深处仍抱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偏激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就不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与文明有真诚地欣赏。要知道，自大掩盖的是无知，而无知则是友谊的最大障碍。此外，就是在公共外交中必须有价值观的认同。如果中国在对外交往的基本精神中对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普遍共有的、以真善美为标尺的价值观没有认同，甚至加以粗暴地排斥，“夫人外交”也就一定不会有任何建树。没有价值观的相互认同当然也就没有人文意义的沟通，也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交上真正的朋友。尽管这些常识性观念在今日之中国已经被一些人弄得十分混乱，但我以为，“夫人们”应该非常明白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
笔者认为，“夫人外交”能否成功的第二个准备就是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尽管中国新一代的“夫人”们大多有很高的学历，但由于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严重忽视，加上中国传统知识界对外来文化的戒备，“革命”知识界对欧美文化的敌视，权贵知识界对亚非拉文化的鄙夷，所以即便是有高学历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世界文化缺少起码的了解。一次，我与某位曾为财经专业研究生的官太太一起看电视新闻，恰好是习近平访法。军乐队在奏法国国歌。我“多”了一句嘴：“这是马赛曲呀。”官太太立刻给我纠正道：“不对吧，怎么是‘马赛曲’，哪有‘马赛曲’呀？应该是赛马曲吧，欧洲人不是特爱骑马赛马吗？”我一下子被她的问题惊呆了。她知道法国有个城市叫马赛吗？她知道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吗？
希望中国的“夫人们”不要开这种玩笑，“夫人外交”来不得这种超级幽默。至于说到要有“国际礼仪”方面的准备。我们相信，高智商高学历的“夫人们”完全可以掌握这种在外交场合不能有丝毫闪失的应酬技巧，尽管我们可将其视为“末技”。
任何礼仪的最高也是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人的仪态。中国公众希望“第一夫人”能一直保持仪态万方，温婉庄重的个人形象，永远都不要走昔日某些“第一夫人”颐指气使的老路。1942年，河南遇大灾，饥民死亡无数。宋美龄居然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总编辑，要求立即撤职与辞退该报在中国灾区采访的美国记者。理由是这个美国佬给国民政府脸上抹了黑。而宋美龄在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时包庇亲属的行为则是她一生洗刷不掉的耻辱。权力与私欲毁掉了宋美龄也毁掉了后来的“江青同志”。
看来“夫人外交”同样要警惕权力的隐患和私欲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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