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官场上，有许多或潜或显的规则。这些规则约束和影响官员的行为，许多时候比制度、法则和声名的力量还要大。而规则使用的领域，则极为宽广：上至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免，下至会议用餐的座位安排，都有许多人耐心地、用心地，穷究其理，发挥其用。人们像琢磨一门科学一样琢磨它，以致看起来几乎真的成了一门“学问”。
官场称呼学，可以说是这种官场学问中，颇有分量的一个“学科分支”。
官场称呼有“学问”
官场称呼，有哪些学问？
首先，人的关系要服从职位等级的关系。
比如在其他社会交往中，我们和亚洲东方的韩国、日本等国家差别不大，都比较讲究年序和辈分的关系，前辈或年龄较大者，直呼后辈或年龄较小者的名字，非常普遍，有时这还代表一种特别的亲近和关照。
但是在官场，职位低的人，即使年龄大，也极少称呼职位更高的领导的名字，除非他们之间有特别的私人关系。而且，一旦在公开场合直呼领导之名，则意味着向他人刻意宣扬自己和领导的这层特殊关系，这要么是领导默许下的对某种“关照”的微妙提示，要么则被视为一种不敬的挑衅。
一旦迈上领导岗位，对其人格的尊敬，首先体现在对其职位的尊敬上，不仅称呼中要强调职位，而且当职位发生变化，也必须立刻做出彼此称呼上的改变——这远比实际的工作内容的调整来得紧要。比如，一位处长被宣布提拔为局长，消息公布当时，上上下下工作人员的称呼就必须变过来，不称“局长”而沿用旧职称呼的，哪怕只是口误，也可能会惹得领导很不高兴。这是因为，在官场称呼学的规则里，对于一个人的称呼，往往不是由两人关系决定，而是需要经权力体系来认定和调整。如果某天这位局长的下属被破格提拔，职位变得高于他，他们之间的称呼也将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其次，如何称呼取决于不同权力比较时的位置。
较低级别的基层官员见到上级，一般要遵循“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规则。即使是乡镇的区长、科长，如果称呼是不带“长”字，而称呼俗称比如老张、老王，或者某某同志，也是不恰当的。
所谓“叫大不叫小”，就是说，叫一位副厅长为“某厅”，对方一定会欣然接受；但如果搞错厅长的职位，叫成低于其级别的称谓，则会立刻被身边的其他官员严厉纠正，甚至惹得领导暗暗不悦。再如一些没有实权的职位，比如巡视员等，称呼起来就不如使用同级别的实权职位，更能惹人欢心。但是，如果当着与巡视员平级或高级的实权领导又不宜如此“错叫”，那会被视作故意混淆二者之间的区别，搞错了尊敬的重点。
总之，官场称呼讲究的就是一个区别待遇，把人分三六九等，而区分的标准，就是权力等级。
称呼背后的权力欲望
不难看出，所谓官场称呼学，其核心就是在权力场域内，对各种权力给予衡量，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衡量和态度，并不着眼于权力工作的内容和目标，而只针对权力者心理感受，目的则是取悦权高者、压抑平级以及下级。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权力结构内，形成高低等级差，刺激一种“欲望”的流动。
其实，在现代民主语义体系下，即使是“官场”这个概念，也是一种对公共权力的庸俗异化。公共权力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增进，其大小和级别划分的唯一依据，是公共服务内容的需要。它应该像模块一样，可以随时调整，附着其上的工作者除了服务内容，也没有个人尊严上的差别。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关系，是在法律框架体系内的，是对工作内容的顺应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现代政治文明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干部的称呼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改变，以平等的“同志”关系，完成了对旧时代的以官僚等级为特点的权力人际关系的彻底革命。
在古代，位高权重的官员，不仅称官衔，还要加个“公”字，以显得特别威严，比如尚书公、御史公、参议公。而在民国小说、电视剧中不难看到，委座、军座、师座、局座，这样的称谓比比皆是。所谓“座”，是唐代科举制度以来，求仕途者对掌握自己进阶前程的主试官、主考官的一种尊称。蒋介石喜欢人家称他“委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对别人政治生命颇有生杀予夺感的称谓，于是大行其道。
新中国建国之前，对中共中央许多职位较高的领导，老百姓也是可以直呼其名的，而党内以“名字+同志”为模式的简单称谓规则，也体现出一种特别的亲近和平等关系。毛泽东就曾倡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过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这也是目前在共产党党内生活会上，不得强调行政职务，均以“同志”沟通观点和意见的原因。
但是，因为在行政权力体系内，情况变得和过去很不一样，党的原则也正在变得难以坚持。
过去官员称呼简单，没有派头，往往因为他们手中权力非常有限，可支配的资源也不多，在老百姓的意识里，“干部”还没有当成“官”。现在，随着行政权力对社会方方面面生活的干预，以及权力自身的壮大和复杂化，要想“平等”看待权力，已经相当困难，人们不得不“自觉”选择一种更加具有“敬畏意识”的称谓系统。而官场称呼的变化，其实也体现着相当多数官员不便公开言说的需要。
人们一般用更亲密关系的呼唤来加强联系，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能相互称“哥”、“姐”、“叔”、“姨”。官场中人，也可能借用一些别的社会关系称谓，隐秘地表达某种欲望。
这两年，把领导称作“老板”、“老大”的情形，变得十分普遍，不仅使用的人从最初秘书、司机等亲近下属，扩大到单位普通工作人员，甚至连使用的场合也突破了私密性，而变得更加公开和普遍。对于一些刻意塑造锐意进取、时代弄潮儿形象的领导来说，被大小下属呼为“老板”，能够满足虚荣心理，而这个本来属于商业领域的称谓被公共权力所借用，也反映出社会对物质利益的尊崇，以及官员对于权力“为我所用”、“为我所有”的向往——老板、老大，都是一种所有关系和控制关系的核心人物，这显然比基于服务内容而划分的平等同志关系，更让权欲熏心者满意。
当“官场称呼”成为全社会的“学问”
本来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小小称呼，在官场上，却有这么多道理、窍门甚至需要避开的陷阱。这不得不让人佩服我们中国人的“创新意识”和“学问精神”。
中国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而读书皆为取仕，取仕无有不求高。因此官场上的任何一点“流行风尚”，往往会很快影响社会其他领域的行为模式。现在无论是学校、研究机构甚至慈善团体，都莫不从官僚体系上吸收着这种刻意制造壁垒和等级的风气。
为了迎合官僚风气，更多社会成员的心理也可能发生扭曲、膨胀，虚荣、贪奢求大、害怕平等、回避竞争蔓延成为不良的时代病。比如，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过去我们尚可自由交谈，平等了解对方年龄、籍贯等情况，然后以较为简洁亲切的方式决定彼此称呼；现在则更看重对方官职、地位，一旦交换信息，双方尊卑立刻显现，就很难平等交流。于是很多人虚荣地选择了夸大、编造甚至欺诈等方式，反过头来损害正常的社会交往。
中国封建既久，许多体制内的规则和流弊，很容易渗透为社会土壤，甚至影响至国民性格。当“官场称呼”这样的小问题成为全社会津津乐道的一门“大学问”，其作用显然已不再局限于社交，而不得不让人警惕其毒化的味道了。
习、李执政以来，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于权力体系作风问题的揭露和转变。无论是“反四风”也好，“八项规定”也罢，都是在雷霆万钧的“高压反腐”暴风场外，努力营造一种更加稳定透明，更加清澈简洁的作风氛围。这也让越来越复杂暧昧的所谓“官场称呼学”，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改造的动机。但是，中国官场的“场”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从我们的文学中竟然得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官场文学——即可见一斑。没有权力分配和权力结构的大的民主化改进，仅仅靠文件或者倡议，要求官员之间、官民之间“平等起来”，那即使不是与虎谋皮，起码也是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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