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广泛流传着一篇署名文章《“翻译外交”扭曲了中国外交》（以下简称《翻》）。本来，网民们创造点新名词、写几段吸引眼球的文字并不稀罕，“标题党”的应运而生本不足为奇。但是，笔者以为，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观点和情绪在中国公众中颇具代表性，因此值得一谈一辩，甚至值得一驳。
《翻》文的主要观点很鲜明、逻辑推理也很简单，就是认为今日中国外交软弱无力，究其原因是“人不行”即外交队伍的基本构成不对头。中国外交官绝大多数都是学外语“出身”，不懂国情、不谙战略。
那么，中国的一些公众为什么会认为今日本国之外交表现得十分“软弱”呢？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与直观的诱因就是公众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感到焦虑。当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不断制造事端时，当日本以为有美国撑腰打气，想通过购岛的小把戏，变相改变钓鱼岛的法理地位时，当越南出现对华商华企打砸抢烧的恶性事件时……中国公众当然不能吞下这苦果。在极力维持与某些国家双边关系中，中国人被“斗米成金，担米成仇”的无赖行为弄得十分被动与尴尬。被耍弄的中国人在愤懑中自然会发出这样的置疑：为什么美日菲等国不断误判中国？为什么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拿中国国家利益不当回事，十分轻率地就敢找中国的麻烦，这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外交出了大纰漏吗？
其实，令公众迁怒于本国外交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还有一种在国际地位上的失衡感和不对称感。在中国公众眼中，过去的三十多年，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伴随国力的增加在不断提升。中国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也名列前茅。但是为什么在外交上却总是显得非常被动、说出的话也是软弱无力，好像底气不足一般？一些人甚至为此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翻》文中就说“毛泽东着眼全球的战略决策是绝非常人能有的战略眼光。那时强有力的外交团队在有限的资源下为国家争得最大的战略利益。”《翻》文作者与那些点赞毛泽东外交的中国公众一样，最常举出的三个事例就是援建坦赞铁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和以尼克松访华为起点标志的中美“外交破冰”。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观察、判断、感觉、甚至怀念，《翻》文的作者才会把今日中国外交遇到的挑战与难题“归罪”于中国的外交队伍，具体地说就是外交部所管辖的各类外派干部。《翻》文说中国外交“长期以来被翻译们垄断和把持，由于他们外语专业教育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国外交人事整体面貌是严重营养不良加近亲繁殖……这种‘翻译等于外交家’的专业用人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外交界严重短缺能够代表国家利益的领军人才，中国的外交人格被‘翻译外交’彻底扭曲了”。
为了反衬自己所持观点的正确，《翻》文搬出了从基辛格到希拉里这些美国外交家以及他们在美国所起的作用。文中说美国有“一个肮脏但充满智慧的全球战略和一只（支）强大的外交团队，为美国创造机遇，使得美国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继续通过外交和金融手段在全世界榨取巨额利益……而中国外交无战略……除了天上掉馅饼，有幸（让）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十年（而）得到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外，中国外交一直被别人堵在门口”。
笔者以为，中国的外交官们大可不必为这段文理不通的粗糙文字动多少肝火。中国人历来讲究前因后果。《翻》文以及持同样观点的人们对中国外交队伍的批评，俗称打板子，之所以站不住脚，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后果当成了前因，打错了地方。而他们所称赞的那个所谓的外交辉煌年代，也恰恰是形成今天中国外交队伍结构性严重缺陷的真正前因。笔者以为，不久前谢世的《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说过的一句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记忆的有益提醒。他说：“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能承担过去的重负，也宽恕了过去。”
我们把这个“前因”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中国外交工作长期存在的授权有限、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众所周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工作的大权就一直集中在大战略家毛泽东手中，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则是毛的最忠诚最睿智的助手。毛泽东与周恩来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他们着眼全球的战略洞察力和决策力，都是别人难与相比的。很显然，这样一种体制和机制所需要的、或者说最迫切最急需的当然不是智囊型人才而是大量的可以用语言作为桥梁，与世界勾通的技术型人才。“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工具（大意）”。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只要稍加品味，就会明白，外语人才也就是工具型人才。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泽东那种特殊的由智慧与严威叠加混合的外交体制中，中国外交工作所需要的也只能是工具型人才。而要选拔和造就大批有战略头脑，知识面广，有开创性，对国情和世情有深刻了解的外交领军人物，并以此形成大国外交的人才基石，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么，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外交界，就完全没有具有战略头脑的外交官了吗？当然不是。在共和国草创初期，由毛泽东“点将”从战场上调入外交部的十几名兵团级将军很快就成为了具有国际战略头脑的卓越外交家。这其中就包括习近平主席年轻时曾任其秘书的耿飚将军。此外，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王任叔也同样是智囊型外交官。他是中国第一部印尼史的作者，也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脱去军装着洋装”直接成为外交官的杨琪良曾出任驻五个国家的使节。他亲自写的调研报告不但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许，毛泽东还批转给全体中央委员参阅。更为神奇的是，这位将军外交官还能临“急”受命，为给即将来华参加新中国十年大庆的外国政要准备一处好的下榻处，他竟然能在一年时间内，运筹帷幄指挥有序地建起了驰名中外的钓鱼台国宾馆。打仗、出使、盖房子，角色转换得如此巨大又如此自然，简直难以想像。很可惜，这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极强适应能力和把握全局的外交官们并没有成为中国外交队伍的基本构成。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外交界和其他政界人士如果不健忘的话，恐怕都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当时的中国外长姬鹏飞出访欧洲四国；因为一份关于美苏关系的分析报告与毛泽东提法略有不同；因为周恩来与基辛格一次来不及事先请示的临时会见，引来的是怎样一场可怕的雷霆之怒。“匆匆出访，如丧考妣”、“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不议政出修正（主义）”这类狠话带着怒火频频吐出，以江青为头头的中央文革成员和当时外交部的一群男女干将心领神会，于是便近似疯狂地围攻周恩来，委委屈屈的周反复检讨仍难以通过，真是如坐针毡。想想吧，连周恩来在外交上的话语权和活动空间尚且如此狭窄有限，其他外事人员发挥创造性又从何谈起呢？俗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句话也许只适用于战争年代和在战争年代锤打出来人。在和平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因为体制机制以及最高决策者的好恶取舍，只能是“强将手下皆弱兵”这样一种状况。在《翻》文作者满怀崇敬去歌颂“强将”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正是“强将”和只以他为中心的工作机制和干部体制造成了“弱兵”。这恐怕同样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一个有点嘲讽味道的不争事实。
当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之后，中国又应如何解决当前外交队伍专业单一化的问题呢？笔者以为，首先要解决的是适用于全国的外语普及，特别是英语普及问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该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时，就明确指出，将英语定为国家的官方用语是关键一环。试想，如果大学本科以上的中国人都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外语，外语人才还会“奇货可居”吗？这就如同人人都会开汽车，司机不再是紧缺人才同一个道理。近一个时期，一些中国人就高校学生要不要考外语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这是不是一种有点愚蠢的辩论呢？
其次，要解决中国外交队伍知识单一化的问题，就要在高等教育中加重加大对中外文明史、近现代国际关系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知识灌输，这是打开视野、培养战略思维的基础。
再有，就是要坚决破除对“专业化”用人标准的错误理解。邓小平时代提出人才的“专业化”标准针对的是“四人帮”时期荒谬的“外行领导内行”而言。但这一标准很快就被片面化理解，使“专业化”变成了单一化，于是就有了对教授主管教育、会计主管财税等等一系列用人制度上的迷信与误区，从而忘记了单一化的专业知识并不是管理学知识，更不能取代把控全局的实践经验和实际能力。而这种“专业化”误区不仅在培养外交队伍上严重存在，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例如财政税收界都极为严重地存在。早在20多年前，就有对财政系统“会计当家”、“会计垄断”的批评，这与“翻译外交”在实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吗？可见，中国外交能不能打开局面，与翻译当家、垄断无关，而在于中国在人才培养的道路上存在着种种误区和思想的羁绊。其中缺少多层次的复合型知识的学习是多数公职人员在校期间的最大短板；而缺少全局性工作锻炼、没有全面管理经验又是他们长期无法提高水平的致命弱点。
总之，《翻》文指出问题，值得思考；所反映出的中国公众对中国外交的焦虑，也可以理解。但此文作者只看到了现象，却把后果与前因弄颠倒了，因此打错了“板子”、挖错了“根子”。文章还以美国外交团队与中国进行对比，就更为错误。须知，用他人的标准评判中国的现实，只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悖论和莫名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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